第40部分(第3/4 頁)

內閣中那些還固守凱恩斯過時的需求管理理論的假藥方。按照我們決定的不反對政府為克服危機而採取的必要措施這一原則，我們在對這些舉措投票時棄了權。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要求政府採取的一攬子計劃是一個轉折點，在此新的金融秩序下經濟開始復甦。從政黨政治角度講，這令我們喜憂參半。憂的是，對政府經濟管理的不滿將減少，人們又可能重新支援工黨。喜的是，我們現在可以說社會主義做為經濟信條完全失敗了，甚至社會主義者們也不得不接受保守黨所描繪的現實了。至於這一切對選舉結果的具體影響，我們還得走著瞧。

這種政治上的不穩定性讓每個人都感到不安。政府再也不擁有壓倒性的多數。沒有人知道在一項具體問題上小黨的議員們會如何投票。甚至我們這些有議會督導員報告議會票數動態資訊的人也感到事情很棘手。國內保守黨的支持者們覺得這一切不可思議，他們不明白為什麼我們不能給政府致命一擊促成一次大選。事實上，1977年2月22日星期二，政府在關於蘇格蘭和威爾士的法案截止審議時已經被打敗。由於蘇格蘭和威爾士已沒有任何立即贏得“權力下放”的希望，這使得蘇格蘭和威爾士的民族主義者們收回了他們對政府的支援。一場新的議會危機——政府不再擁有效工作的多數——擺在我們面前。

第六節　自由黨與工黨結盟

在描述這場危機的結果之前，有必要從頭追述一下關於“權力下放”之爭的一些背景，這場爭論此後還將以更猛烈的勢頭再次出現。這場爭端——至少到19——79年3月的最終結局前——已經給工黨和保守黨帶來了幾乎同樣多的麻煩。

由於蘇格蘭民族黨曾經一度獲得很多支援——事後表明這種情況只持續了很短時間——在1968年5月的蘇格蘭黨大會上，特德曾承諾說將在蘇格蘭下放權力。特德的“琅思宣言”令眾多保守黨人大吃一驚，甚至包括那些在蘇格蘭的保守黨人。我從不欣賞這項政策，而且整個英國保守黨一般對此也不熱情。但特德堅持這麼做。他設立了一個以亞歷克·道格拉斯—霍姆為首的委員會負責起草詳細的計劃。亞歷克的建議於1970年普選前在蘇格蘭黨會議上透過，並寫進了宣言中（對威爾士沒有權力下放的承諾）。然而在1970—74年我們黨執政期間對“權力下放”的承諾卻不怎麼提了。儘管基爾布蘭頓皇家憲法委員會提出了一項詳盡的權力下放方案並於1973年10月提出報告，我黨二月宣言只承諾研究一下這份報告，而工黨則承諾他們將就此事立法。

大選後，特德堅信我黨應該向蘇格蘭下放更多權力以此贏回對我們的支援，並任命艾歷克·布坎南一史密斯為影子內閣蘇格蘭事務大臣來負責此事。在5月份的蘇格蘭黨會上，特德重申了我們“權力下放”的政策，允諾由北海油田款項資助一個蘇格蘭發展基金，這比霍姆在資金方面的建議內容還過份）在這項政策基礎上，我們致力於1974年10月後舉行的選舉——儘管我們提出了眾多權力下放的措施，我們在蘇格蘭的支援卻進一步減少了。事實上這是我們第一次在大選中排在第三位。

對於我們黨採取的這種新政策的憂慮從來就不少。尤其有一小群蘇格蘭保守黨議員，包括我的老朋友貝蒂·哈維一安德森，他們從1974年10月後開始大聲發表他們的看法。他們認為建立蘇格蘭議會的建議將威脅而不是鞏固聯合王國的團結。他們不認為有必要與工黨採取同樣的戰略，更不要說提出更甚於工黨的提議。而蘇格蘭黨本身意見也是極不統一，代表基層意見的“權力下放”反對者和左傾蘇格蘭黨領袖象艾歷史·布坎甫—史密斯，馬爾科姆·裡費金和喬治·楊格等人意見相左。

這就是我剛坐上黨魁的交椅時留給我的攤子。特德把我黨尬尷地掛在了這個極其令人痛苦的大鉤上，留給我一個棘手的任務：把它解下來，作為一個本能的保守統一黨人，我不喜歡“權力下放”的承諾。但我意識到對這項計劃已進行了巨大投資，我已無法立刻改變政策方向。如果我這麼做了，就會有很多人辭職，這是我無法承受的，暫時我只得接受現狀。

我讓威利·懷特洛領導一個關於權力下放的政策小組。在影子內閣內，我們及時討論了威利提出的關於建立一個直接選舉的議會的提議，井同意他們實行比例代表制，但我們沒有承諾採取這一制度不少主張權力下放的保守黨人想要實行比例代表制，他們害怕在簡單多數選舉制度下蘇格蘭民族黨將會在蘇格蘭取得勝利，他們似乎並不厭惡將來在南部或北部實行政治聯盟制度，對此，我並不為之所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