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幾個月後，基思在斯托克頓的講話以《貨幣主義之不足》為標題出版時我為它寫了序言。由於貨幣主義遠沒有被影子內閣的多數成員接受，這個標題意在採取一種大膽的方式表達一個重要的真理：僅僅採取貨幣政策是“不夠的”。貨幣政策確實會降低通貨膨脹。但如果我們同時無法減少政府開支和公債，那整個經濟緊縮的不利後果就會落到創造財富的私育部門身上。

艾爾弗雷德·謝爾曼曾幫助基思準備他的斯托克頓講演。在我起草1977年3月14日（星期一）向蘇黎世經濟學會的講話時，他也助了我一臂之力。儘管演說在瑞士進行，但主要還是針對國內聽眾。艾爾弗雷德和我花了很大功夫準備講稿，儘管英國正處在經濟危機中，文章對英國的未來仍持樂觀態度，我們論述道：

現在的潮流轉向反對集體主義……這種轉變是由於社會主義實踐的挫敗經歷引起人們的反感而產生的。潮流總是背向失敗者的。但它不會自動地把我們帶到我們想去的地方……應該由我們來提出思想和政治方向……如果我們失敗了，我們就失去了勢頭。但如果我們抓住了它，在本世紀最後的1／4時間裡，一場不遜於我們悠久而優秀的歷史的復興運動將蓬勃興起。

這次演說打動了蘇黎世的銀行家們。卡羅爾和我的朋友道格拉斯及埃莉諾·格洛弗也在其中。道格拉斯多年來任奧姆斯科克地區的議員。但關鍵還得看演說在倫敦的反響如何。其實，此時對我來說著手發展高層理論是極其重要的，因為在低層次的威斯敏斯特政治中我們已遇到了足夠多的麻煩。

我已描寫過了正在席捲英國的經濟危機所帶給我們的一些策略上的難題。現在又出現了一個新問題。對工黨的信任危機日益發展，民意調查顯示我們領先十幾個百分點。不久，在北沃爾索爾和沃肯頓的補缺選舉中我們大幅度的勝利將進一步證實這種局勢。正在這個緊要關頭，保守黨內部一些決心不惜一切代價讓我在勝利的關口走向挫敗的人又談起了聯合政府。

哈羅德、麥克米倫在電視上發表講話，號召成立一個“全國團結的政府”。看來誰被召回來領導這個政府他心中也是有數的。我想我得去和他談談，看看他到底是怎麼想的。我們安排在凱瑟琳一普雷斯的莫里斯·麥克米倫家裡會面。我到得早，就在樓上起居室裡等著。我聽見莫里斯的父親到了，他問：“電話來了嗎？”莫里斯回答說：“沒有，還沒來。”他不得不勉強應付我。我們的見面是愉快的，但毫無結果，麥克米倫敦促我不要在危機時期對政府太挑剔。最後他打的唯一一個電話是給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電話。

這時我決定進行一些自己想要進行的變革。雷吉·莫德林做為影子內閣成員和外交大臣的所做所為一直令我為難。他既不同意我在外交事務上的做法，而且他越來越不願掩飾他對我的不滿。他只好靠邊站了。當我告訴他他得離開時，他盡其所能無禮地發作了一通。但他還是離開了。

我還想把邁克爾·赫塞爾廷調出工業部門並以約翰·比芬取代他。前者只要不作出過份的反應，就是一條揮向政府的有效的鞭子。邁克爾顯然對在工業部的工作極其熱心。麻煩的是他看問題的方式和我截然不同，而且也沒有一絲保守黨的味道。例如，在1976年1月，他發表演說譴責工黨政府部長們不經常開會以便“達成一致並制定國家工業戰略”。他實際上似乎是批評工黨干預工業時挑選的物件都是虧損戶，而他干預工業時將會挑選盈利戶。他似乎從來沒有想過，政府不知道而且也不可能知道誰會虧損誰會盈利。這樣就會拿納稅人的錢去幹預經濟，證實自己的判斷。這種做法是揩整個經濟的油。同樣的，當我要求邁克爾離開工業部去環保部就職時，他說他不願去。我派我的議會私人秘書約翰·斯坦利———個很瞭解他的人去和他談。邁克爾勉強同意讓位給約翰·比芬，前提是一旦我們掌權，不要安排他擔任環保大臣。解決了這個問題，其餘的步驟就可以進行下去了。我讓約翰·戴維斯取代雷吉掌管外交事務。約翰·戴維斯一直工作努力，成績卓著，直至不幸病倒。

由於越來越有可能不久我們就會被要求組織政府，所以擁有一支活躍高效的前座議員隊伍對我們來說很重要。12月15日星期三，丹尼斯·希利進一步提出了一項小型預算。他宣佈大幅度削減公共開支和公債，並作為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達成協議的一個部分提出了控制貨幣供應量（儘管表述時用的是國內信貸擴張度這個術語）的目標。這事實上正是基思·約瑟夫和我篤信的那種貨幣主義的舉措，這麼做從右的方面繞開了我自己影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