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4部分(第3/4 頁)

艾雷來到我的辦公室見我時，這一安排就確定了下來。我們都表演了一點外交小步舞。他有點明知故問地問我是誰在主持我的競選運動。我也不得不裝摸作樣地回答他，我並沒有真的進行競選運動。艾雷說：“我看，最好是我來替你做這件事”，我很熱情地同意了。我知道這就意味著他將盡可能地把杜坎的支持者拉到我這邊來。突然一下子，我多日來的擔憂全都煙消雲散了。從那時起，艾雷和他的主要副手比爾就為我爭取支持者，默默地、任勞任怨地做他的同僚的工作。

我向艾雷建議應與哪些人取得聯絡，他明確他說這類事全交給他辦，不要我分心。他認為我應該集中精力於財政法案。這是一項好的建議，部分是由於這樣我就有機會在樓上的委員會會議和一層的議會大廳顯示身手了。說到底。最終決定保守黨領袖的，將是保守黨議會黨團的黨員們，我的表現和我的辯論發言一樣會給他們留下印象。我的競選班子開始時只有6個人，但很快就壯大起來，到了第二輪投票時已有四、五十人了，有點過於龐大了。遊說工作做的相當精確。議員們可能要接受不同人的多次訪問以核實他們投誰的票。艾雷和他的同僚們深知無捷徑可走。日子一天天過去，事情在進行著，他和比爾勾出一個個名字，記錄著票數。艾雷時常向我報告進展情況，不過還附帶著精明的選票遊說者通常提出的告誡。競選班子也來我在福拉德街的家中，通常是在星期天，與我一起討論一週內將要發表的文章、演講和提出進行其他活動的建議。

在競選活動的初期階段，我得到不少後座議員的支援，很受鼓舞。首批支持者有彼得·奠裡森，他後來成為我在唐寧街的議會私人秘書。他告訴我3年以前，他的父親，後座議員委員會前主席瑪格岱勒勳爵就曾這樣說起過我：“那個女人會成為下屆保守黨的領袖。”這也許是“那個女人”這個說法的最早記載。

與此同時，和媒體打交道突然變得非常重要了，在這方面，戈登·里斯的作用是寶貴的。　記者安格斯·莫德兼有深刻的思想和精闢的見解，　1966年由於在《旁觀者》報上發表了一篇批評文章而被特德無禮地撤掉了前座議員的職位。他幫助我寫了題為“我心目中的保守黨”一文，刊登在《每日電訊報》這樣的大報上；我同時收到了許多《每日電訊報》記者提供的有用的建議，這些人包括：彼得·厄特利、約翰·奧薩利文、弗蘭克·約翰遜和艾爾弗雷德·謝爾曼等人，他們都支援我的主張，儘管他們的報紙也給了特德一些支援。喬冶·加德納是1974年2月選舉中加入進來的議員，此人是記者，還是《保守黨新聞》的編輯，瞭解保守黨中央總部的閒談資訊。他幫我起草文章，這確實是一個思想活躍的班子。

事實上，人們對我參加競選的態度的變化是可以感覺到的。1月21日星期二，我在幾尼俱樂部的聖斯蒂文餐廳的午餐會上講話，在場的有全國和地方各大報的記者。到這時，根據艾雷收集的調查結果，我開始真正感到已有成功的機會。我苦笑著對他們說：“要知道，我真地認為現在你們應該開始認真對待我了。”他們驚訝地回頭望著我，其中一些人可能不久就這麼做了。到了那個周未就出現了從全新的角度評價我的競選活動的文章。

同樣，第二天在下議院與總是一幅謙和模樣的丹尼斯·希利的另一次交鋒也沒有損害我的前途。他以惡毒但含糊的語氣把我說成是“享有特權的熱情之花”。我草草寫下幾句回敬的話。稍後，我興致勃勃他說：“有的財政大臣是微觀經濟學家，有的財政大臣理財有道，可這位財政大臣卻是廉價的。”保守黨議員很愛聽這些話。

就在離選舉一週之前，艾雷、基思和比爾來到我家中討論最新形勢，那是1月26日星期天，從已作出承諾的人數來看，表示支援我的有120人，支援希思的還不到80人，似乎情況太樂觀了。我們還需要對人們作口訪，重新研究他們的意向。彼得·沃克和特德的議會私人秘書蒂姆·基森和肯·貝克是希思競選運動的主要籌劃人。估計他們收到了二人票數相同或者更樂觀的訊息，他們的錯誤在於相信了那些訊息。與艾雷的作風成明顯對比的是，他們在第一輪投票前就大喊大叫地預言將獲得巨大勝利。

在福拉德街我家中，大家同意星期一晚上我要在委員會13號會議室向我的主要競選活動成員講話。關於競選活動我沒有什麼可說的。即使他們忘記的那些政治策略以及實際上是政治的欺詐，也比我所知道的要多得多。因此，我轉而去談我個人對保守黨社會的看法和設想並回答問題，從10點半一直談到半夜。能就我所信奉的東西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