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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如果他真這麼做，我就要重新考慮我的立場了。我們不能分散右翼的票。

阿賓頓的議員艾雷·尼夫是杜坎的主要支持者之一，也是他在後座議員委員會執委會的同僚，我對他也很熟悉。我們在業務上曾多次相逢。作律師時，我們曾在一個律師事務所工作。在威斯敏斯特花園區他曾是我的鄰居。在我擔任反對黨社會保障發言人時，曾在他起草80歲以上老人撫卹金法案時幫助過他。我們都對科學有濃厚的興趣，我任教育和科學大臣時，艾雷曾考慮辭去他擔任的科學技術特別委員會主席的職務，我幫助說服他留了下來。

艾雷是個有著各種截然不同特點的人。他態度溫和但又很有主見。作為一名作家和從科爾迪茨戰俘營逃出來的英雄，他帶有一種浪漫氣質。比起其他議員，他的經歷要多得多，也經受了不少磨難。他有幸有戴安娜這樣一個有政治頭腦的出色的妻子，她忠誠地支援他。50年代艾雷曾當過短期的低階部長，後因健康原因不得不辭職。我知道特德曾不近情理地告訴他。這是他事業的終點，艾雷的政見不大容易說清楚，我認為他在意識形態方面不屬於右翼，可能他並不從右翼的角度觀察世界。我們相處得不錯，我感到我們互相尊重。但是那時我們還不像日後那樣成為親密的朋友。

艾雷在我決定參加競選後不久來看我。他希望說服杜坎出來競選，而杜坎本人還在猶豫不決。由於特德沒有給他高階職位，他專心致力於城市工作，他現在不願放棄這項工作，當然，在杜坎作出某種決定之前，艾雷是不可能積極支援我的。不過我知道我可以企望得到他的建議，他也答應和我保持聯絡，我們後來也確實保持了聯絡。從那時到那年年底，他幾次來到我在議會的辦公室與我交換意見。整個的“囤積”風波足以說明我將面臨的是怎樣嚴峻的鬥爭。如果我最終能正式進入候選人名單，艾雷最好能在身邊幫助我。

12月7日星期二，內政委員會宣佈的結論再次削弱了特德的地位而加強了他的潛在競爭對手。保守黨領袖將每年選舉一次，競爭者只要有一個推薦人和一個支持者提名就可以了。而第一輪投票獲勝所需的多數票數卻顯著提高到了50％，另加上有資格投票者15％的票數。這實際上激勵了競爭者，它意味著有困難的領袖需要贏得更大多數參加投票者的信任。

然而，那一年在蘭伯赫斯特度過的聖誕節氣氛仍然不如其他節日。我們競不能像平常那樣散散步，天氣很壞。我知道等到我回到威斯敏斯特時，不管我是不是真地去競選領袖，對我都是一個考驗的時期。丹尼斯也在為他的生意著急，伯馬石油公司遇到了大麻煩。我們對未來都沒有大大的信心。

第五節　威斯敏斯特的小動盪

回到倫敦以後我決心理清競選領袖的事。我邀請文雷來福拉德街我家中吃午飯，以便很好地進行一次討論。我還發現羅伯特·裡德利的一封來信，催我和杜坎快作決定，到底由誰作候選人，不要分散選票。問題在於，這隻有等到杜坎明確了他要幹什麼後才可能，而從我和他的談話中又很清楚，他仍然舉棋不定。1975年1月9日星期四，我和艾雷共進午餐，情況仍然如此。我告訴艾雷我認為傑弗裡·豪可能會支援我。我還對他說，在特德領導下進行正常的討論是多麼困難。艾雷向我講了他最近一次與特德談話的情況。我們兩人都清楚地認為更換領導人的時候到了，唯一的向題是杜坎和我誰出來更合適。艾雷持有一種有趣的也是很精明的看法。他認為人們對特德在保守黨議會黨團中可能得到的支援估計過高。後來的事態發展與這一觀點相符合。

1月15日星期三，愛德華·杜坎公開宣佈他不準備競選領袖。這樣，我的道路就敞開了。現在急需建立一個有力的競選班子。

事態發展得很快。當天下午我在委員會階段的會議上作為反對黨的主持人對財政法案進行審議。弗格斯剛剛得知他必須參加一個議會代表團去南非進行訪問。他認為他會在競選領袖首輪投票時按時趕回來（事實證明他的想法是錯的）。他在議員的分組投票走廊裡遇見了比爾·謝爾頓，請他在他出國期間主持我的競選。比爾同意了。當比爾告訴我他同意主持我的競選時，我很高興，因為我知道他很忠誠，他會是一個精明的競選運動組織者。後來我才知道，在以後一次投票過程中，艾雷找到比爾說：“你知道我一直主持愛德華·杜坎的競選運動，現在愛德華退出了，如果我們能達成某種協議，我可以把支援杜坎的人拉到瑪格麗特這邊來”。實際上，這個協議不過使艾雷接管了我的競選運動，比爾成了他的副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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