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偵探，也是睜眉怒目，要馬上拿人的樣子。那個總巡先問我們，為什麼開會？我們答他不是開會，只是尋常的敘談。他更問我們那兩個教授是那〔哪〕一國人？我答他說是英國人。那個總巡很是狐疑，即下命令，嚴密搜檢，於是翻箱搜篋，騷擾了足足兩個鐘頭。他們更把我和我朋友隔開，施行他偵查的職務。那個法偵探首先問我懂英語不懂？我說略懂。他問我從那裡來？我說是由廣州來。他問我懂北京話不懂？我說了懂。那個偵探更問我在什麼時候來中國？他的發問，我知道這位先生是神經過敏，有點誤會，我於是老實告訴他：我是中國人，並且是廣州人，這次攜眷來遊西湖，路經上海，少不免要遨遊幾日，並且問他為什麼要來搜查，這樣嚴重的搜查。那個偵探才告訴我，他實在誤認我是日本人，誤認那兩個教授是俄國的共產黨，所以才來搜檢。是時他們也搜查完了，但最是湊巧的，剛剛我的朋友李先生是很好研究學問的專家，家裡藏書很是不少，也有外國的文學科學，也有中國的經史子籍〔集〕；但這幾位外國先生僅認得英文的馬克斯經濟各書，而不認得中國孔孟的經典，他搜查之後，微笑著對著我們說：“看你們的藏書可以確認你們是社會主義者；但我以為社會主義或者將來對於中國很有利益，但今日教育尚未普及，鼓吹社會主義，就未免發生危險。今日本來可以封房子，捕你們，然而看你們還是有知識身分〔份〕的人，所以我也只好通融辦理……”其餘以下的話，都是用訓戒和命令的形式。……一直等他走了，然後我才和我的朋友告別。自此之後便有一兩個人在我背後跟蹤……

大約這一事件給陳公博留下的印象太深了，所以三年之後，他在美國寫《共產主義運動在中國》時，也提及此事：

“在大會的第一週週末，許多議案尚在考慮和討論中，這時法國警察突然出現了。在大會召開之前，外國租界就已收到了許多報告，說東方的共產黨人將在上海開會，其中包括中國人，日本人，印度人，朝鮮人，俄國人等。所有的租界都秘密警戒，特別是法租界。或許是因為有密探發出警告，偵探和警察就包圍了召開會議的建築物，所幸十個代表警告其他人有危險，而且逃走了。即使搜查了四個小時，但並未獲得證據，警察這才退走。……”

後來，陳公博在他一九四四年所寫的回憶文章《我與中國共產黨》（收於《寒風集》中），非常詳盡地描述這一事件。不過，內容基本上跟他在《十日旅行中的春申浦》差不多。其中補充了一個重要的情節：

“（密探）什麼都看過，唯有擺在抽屜一張共產黨組織大綱草案，卻始終沒有注意，或者他們注意在軍械罷，或者他們注意在隱秘地方而不注意公開地方罷，或者因為那張大綱寫在一張薄紙上而又改得一塌糊塗，故認為是一張無關重要的碎紙罷，連看也不看。……”

密探們仔仔細細搜查李公館，陳公博在一旁不停地抽菸。他，竟把整整一聽長城牌四十八支菸卷全部吸光！

幸虧馬林富有地下工作的經驗。他的當機立斷，避免了中國共產黨在初創時的一場大劫。

據現今仍健在的薛文淑回憶：

“記得有一天，我回到家裡，一進門就發現天井裡有些燒剩的紙灰。廚師老廖告訴我，有法國巡捕來搜查過二先生（引者注：指李漢俊）的房間，並說沒有抓人。這時漢俊已不在家。我上樓到他房間看了一下，除了書架上的書比較凌亂，沒有別的跡象。其他房間據老廖說連進都沒有進去。因為書城曾對我說過不要管漢俊的事，所以漢俊回來後我沒有問，他也沒有提這件事。……”

第七部分：成立子夜作出緊急決定

法國警察和密探們離去之後，陳公博因吸了一聽香菸而未喝過一口茶，口乾難熬。李漢俊吩咐廖師傅燒水沏茶。

陳公博才呷了幾口清茶，忽地又聞樓梯響，陡地一驚，以為警察和密探殺“回馬槍”。

抬頭一看，只見從樓梯上來一個人，正在探頭探腦。此人非別人，乃是包惠僧！

原來，在馬林下了緊急疏散令之後，包惠僧和代表們走出李公館，不敢回博文女校，生怕那兒早已被密探們所監視。回頭望望無人盯梢，也就穿小巷，走里弄，拐入漁陽裡，走進二號——當年陳獨秀的住處，當時住著陳獨秀妻子高君曼以及李達夫婦。

在那裡等了兩個鐘頭，看看外面沒有異樣動靜，由於牽掛著李公館裡究竟如何，包惠僧便自告奮勇，前去看看。

“法國巡捕剛走。此非善地，你我還是趕快走吧！”陳公博簡單地向包惠僧介紹了剛才驚險的一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