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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產黨黨員吳克敬悄然把清潔廁所用的石灰裝在一個個舊信封裡，分發到各個囚室；又利用會見家屬的機會，與獄外中國共產黨地下組織取得聯絡，秘密帶進了鋼鋸條……

選中了七月二十一日這一天——星期日。晚飯後，大部分的看守都回家了。就在這時，第一分隊首先衝出囚室，打倒了看守。第二、第三分隊也馬上行動。一包包石灰撒向獄卒，他們哇哇直叫，睜不開眼睛。

三個分隊總共十八人，一下子衝出大門，逃到了大街。

這時，獄卒們才如夢初醒，持槍追捕。

第一個被抓回來的是鄧恩銘。他患結核病，體質甚差，雖有身強力壯的王永慶扶著他，畢竟行走不快。

另十人也終因體力不支，路途又不熟，被看守追回。

中國共產黨中央派往山東工作的何自聲，幸運逃脫。另五位體力較好的，也終於脫險。只有劉昭章已逃到親戚家，被叛徒告密，又抓了回去。這樣，十八人之中，脫險六人。

這次越獄，使看守長受到上司嚴厲責問，以致作為“瀆職”而被槍斃。

從此監獄加強了看守，越獄已無希望。鄧恩銘心中坦然，他早在一九一七年七月所作《述志》一詩中，便已表示“不顧安危”，把一切都置之度外：

南雁北飛，

去不思歸，

志在蒼生，

不顧安危；

生不足惜，

死不足悲，

頭顱熱血，

不朽永垂。

在獄中，他一直用“黃伯雲”之名。歷經審訊，法官並不知道他是鄧恩銘，是中國共產黨山東省委書記。

直至一九三一年春，在審訊時忽聞有人直呼他“鄧恩銘”。他舉眸望去，原來是新派的審判官張葦村，過去與他相識，如今做了國民黨的官。

鄧恩銘自知餘日不多，一九三一年三月在給母親的最後一封家書中，寫下一首詩：

卅一年華轉瞬間，

壯志未酬奈何天；

不惜惟我身先死，

後繼頻頻慰九泉。

一九三一年清明節——四月五日清晨六時，在一陣刺耳的槍聲響過之後，鄧恩銘倒在鮮紅的血泊之中。

鄧恩銘的二叔黃澤沛的兒媳滕堯珍（即鄧恩銘的堂弟媳）這樣回憶鄧恩銘死後的情景：

“這個噩耗使我驚呆了。全家聞訊後，都為恩銘的慘遭殺害悲痛不已。我們前去收屍，反動當局不準。後經過多方周旋，請了四家連環鋪保，第三天才到濟南緯八路找到大哥遺體。我們花了五十元大洋買了一口棺木，洗淨他身上的血跡，把他安埋在濟南城外——貴州義地。不久，我們又請人在恩銘的墓前立了一塊碑，寫上‘鄧恩銘之墓’。”滕堯珍：《憶革命先烈鄧恩銘》，《貴州日報》一九八○年七月十二日。

一九六一年八月二十一日，董必武曾賦詩一首，悼念王盡美和鄧恩銘：“四十年前會上逢，南湖舟泛語從容。濟南名士知多少，君與恩銘不老松。”

第八部分：錘鍊何叔衡沙場捐軀

叔衡才調質且華，

獨闢蹊徑無纖瑕；

臨危一劍不返顧，

衣冠何日葬梅花。

這是謝覺哉一九四五年為悼念老友何叔衡沙場捐軀十週年而寫下的詩。

何叔衡是中國共產黨“一大”代表中最年長的一位。出席“一大”歸來，他和毛澤東一起在湖南建立中國共產黨組織，出任中國共產黨湘區委員會組織委員。一九二四年出任中國共產黨影響下的湘江學校校長。

一九二七年湖南軍閥何鍵、許克祥製造“馬日事變”，形勢陡然緊張。何叔衡轉入地下工作，來到上海，出任聚成印刷公司經理。這家印刷公司的廣告牌上寫著“承印帳冊、商標”，暗中印刷中國共產黨內部檔案及刊物。公司的“同人”，有謝覺哉、惲代英、毛澤民、熊瑾玎。

一九二八年七月，何叔衡受中國共產黨組織指派，與徐特立等一起經哈爾濱去莫斯科，出席了在那裡召開的中國共產黨“六大”，然後進入莫斯科中山大學特別班學習。

一九三○年七月，何叔衡從蘇聯回到上海。幾個月後，進入江西紅區瑞金。在那裡，何叔衡出任工農檢察人民委員、代理內務人民委員、最高法院院長。

一九三三年冬，何叔衡蒙受了沉重的打擊——被撤銷全部領導職務。內中的原因，如同中央蘇區中央局機關刊物《鬥爭》一九三三年第十七期《火力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