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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黨內，就什麼時候回來。不必寫自傳，不必討論。可以不公開身份。”（這是毛澤東原話的大意。據陳光磊一九九○年三月十八日與筆者談話時，回憶陳望道生前曾告訴他毛澤東的這一段話。）

就這樣，陳望道於一九五七年六月，由中國共產黨中央直接吸收為中國共產黨黨員。

陳望道重新入黨之後，沒有公開中國共產黨黨員身份，仍以非中國共產黨人士的面目參與社會活動。直至一九七三年八月，他作為中國共產黨“十大”代表出席會議，他的名字出現於代表名單之中，人們才驚訝地得知他是中國共產黨黨員。

“文革”之初，陳望道在復旦大學曾遭到大字報的猛烈攻擊，說他“執行修正主義教育路線”等等。北京大學校長陸平蒙塵，他作為復旦大學校長亦受重炮猛轟。

陳望道的體質頗好。他自幼練過武功，據云，徒手可對付三四個未曾學過武術的人，有一根棍子則可對付十來個人。陳光磊是他在解放後招收的第一個研究生。據陳光磊回憶，陳望道曾叮囑過他：“我睡著時，有急事，你只可喊我，不可用手拉我。”原來，他睡覺時，總是雙手握拳於胸前，誰拉他一下，他會“條件反射”，那拳頭就會在睡夢中“出擊”！

往常，他若不慎跌跤，用一隻手輕輕一撐，便會一躍站正，然而，一九六八年，有一天參加“抗大清隊學習班”（“抗大清隊學習班”，指用延安抗日軍政大學那種精神、作風去“清理階級隊伍”），他在復旦大學教學樓前滑倒而起不來，便嘆道：“功散了，體力大不如前了！”

“文革”的衝擊，加上夫人蔡葵在一九六四年患腦瘤故世，這兩樁事使陳望道老態驟增，頭髮稀疏，精神大不如前。所幸中國共產黨中央通知上海要保護陳望道，這才使他免受那些批鬥。他在極度的孤寂之中，仍堅持研究修辭學。他的臥室裡堆滿了書。他日坐書城，埋頭學問。兒子陳振新和兒媳朱良玉照料著他的生活。

他家在二樓。樓下便是語言研究室。他的學生們，也細心照看著他。

陳望道年輕時，性格異常急躁，雅號“紅頭火柴”。歷經磨難，他變成了“黑頭火柴”，變得“安全”起來。人們尊稱他為“陳望老”，雅號“城隍佬”。

老人怕跌。自從他“功散了”之後，他在家中又跌了一次。晚年，他不得不三天兩頭住進醫院。但是，他的頭腦仍很清楚，思維很有條理，仍能清楚地與人談話。

自從一九七七年十月二十日晚病危之後，他變得氣短、氣急，不能言語。經過醫生搶救，呼吸一度恢復正常，雙眼能夠睜開，見到前來看望的熟人尚能頷首致意。

畢竟已是八十七歲高齡。正常的呼吸維持不了多久，又轉急了。

醫生們全力搶救，給他進行人工呼吸。

搶救進行了一個多星期。一九七七年十月二十九日凌晨四時，他的心臟停止了跳動。

一九八○年一月二十三日，中國共產黨上海市委為陳望道舉行了隆重的追悼會。他的骨灰盒上覆蓋著中國共產黨黨旗。

他去世之後，他的遺著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分四卷出版——《陳望道文集》。其中第四卷為譯著及有關翻譯的文章。他的《共產黨宣言》中譯本收入了第四卷。

第八部分：錘鍊“棲梧老人”原來是包惠僧　1

一九五七年七月一日出版的《新觀察》雜誌，刊載了署名“棲梧老人”的《中國共產黨成立前後的見聞》一文，馬上引起了海外的注意。

這篇文章以當事者親歷的筆調，記述了中國共產黨的誕生。顯然，作者是中國共產黨最早的黨員之一。

外國的研究中國共產黨黨史的專家們當即把此文看作是研究中國共產黨“一大”的重要新文獻。他們在寫作論文時，引述了這篇文獻，並注意到以“棲梧老人”名義發表的其他著作。

道夫·賓在他的《對〈有關斯內夫利特戰略的中文資料〉一文的答覆》《中國季刊》第五十六期。中指出：

“讓我們首先來談這個棲梧老人。一九五七年他寫了四篇文章和一本書，從互相參照這些材料的內容來看，作者無疑就是包惠僧。周策縱教授和W�郭兩人都證明了這一點。”

這三位海外研究中國共產黨黨史的專家的分析、判斷，完全正確：“棲梧老人”，正是當年中國共產黨“一大”代表包惠僧。

包惠僧不用真名而以筆名“棲梧老人”發表回憶文章，是因為他大有“行年五十而知四十九年之非”之感。

他是在一九四九年十一月從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