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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解放事業的勝利，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締造和我國社會主義事業的發展，建立了永遠不可磨滅的功勳。他為世界被壓迫民族的解放和人類進步事業作出了重大的貢獻。”

第八部分：錘鍊陳望道脫黨又重新入黨

一九七七年十月二十日，上海高幹醫院——華東醫院裡，正在供應晚餐。晚餐是可口的餛飩。一位八十七歲高齡的瘦弱病人才吃了一個餛飩，便吐了出來。他搖搖頭，輕聲對守在床前的曾是他的研究生的陳光磊說道：“我吃不下。”

他躺了下來。護士走進來收拾碗盤。當護士離去時，他忽地伸出手來輕輕揮動，彷彿向她致謝、告別——這是他入院後從未有過的動作。

就從這個晚上開始，他的病情惡化了，再也說不出話來。醫院的大夫、護士日夜輪流看護著他……

他便是當年《共產黨宣言》第一本中譯本的譯者陳望道，中國共產黨最早的黨員之一。

陳望道曾與陳獨秀有過密切的合作。陳獨秀一九二○年底去廣州時，委託陳望道主持上海《新青年》的編輯工作。然而，沒多久，陳望道與陳獨秀之間發生了激烈的爭執。其中的緣由，如同鄧明以的《陳望道》

《中國共產黨黨史人物傳》第二十五卷，陝西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五年版。一文所寫的那樣：

“正當陳望道等積極參與籌備召開黨的‘一大’之時，為審批組織活動經費一事，陳獨秀和李漢俊發生了爭執。據李達回憶說：‘李漢俊寫信給陳獨秀，要他囑咐新青年書社墊點經費出來，他覆信沒有答應，因此李漢俊和陳獨秀鬧起意見來。’不料這一爭執竟牽連到陳望道身上。陳獨秀曾蠻橫地到處散發書信，誣稱李漢俊和陳望道要奪他的權。如尚在日本留學的施存統，在接到陳獨秀的信後，信以為真，竟然為此感到疾首痛心。於是便給李漢俊寫了一封措辭十分激烈的譴責信，把李、陳二人大罵了一通。陳望道見到施的這封來信頓時火冒千丈，認為‘陳獨秀此舉實在太卑鄙了’（引者注：陳望道一九五一年寫的思想小結）。於是他堅持要求陳獨秀對事實予以澄清，並向他公開道歉。但陳獨秀不肯這樣做。陳望道一氣之下，就表示今後不願再接受陳獨秀家長式的統治，提出脫離組織的請求，並因此而未去出席黨的第一次代表大會。陳望道雖然沒有出席黨的‘一大’，但當時也沒有脫離黨的組織。”

一九二一年十一月，上海成立中國共產黨上海地方委員會，陳望道擔任第一任書記（又稱委員長）。

但是，陳望道仍不滿於陳獨秀家長式作風，再度要求退出中國共產黨。中國共產黨曾派茅盾勸說當時要求退黨的邵力子、沈玄廬、陳望道三人。

茅盾回憶道：

“黨組織又決定派我去向陳望道、邵力子解釋，請他們不要出黨。結果，邵力子同意，陳望道不願。他對我說：‘你和我多年交情，你知道我的為人。我既然反對陳獨秀的家長作風而要退黨，現在陳獨秀的家長作風依然如故，我如何又取消退黨呢？我信仰共產主義終身不變，願為共產主義事業貢獻我的力量，我在黨外為黨效勞，也許比在黨內更方便。’”茅盾：《我走過的道路》（上），二四○至二四一頁，人民文學出版社一九八一年版。

從此，陳望道脫離了中國共產黨。

陳望道投身於教育事業、文化事業和學術研究。他擔任中國共產黨創辦的上海大學中文系主任。一九二七年後，任復旦大學中文系主任。他參加左翼文化運動，與魯迅有著密切交往。一九三四年九月他在魯迅支援下，創辦進步刊物《太白》。他從事修辭學研究，於一九三二年出版了開山之作《修辭學發凡》。

解放後，陳望道被任命為復旦大學校長。他以民主人士的身份，出現於各種社會活動之中。

他擔任中國民主同盟中央副主席兼上海市委員會主任委員。一九六○年冬起，他擔任修訂《辭海》的總主編。

陳望道畢竟是中國共產黨最早的黨員之一，總希望有朝一日回到中國共產黨。特別是一九五六年元旦，毛澤東在上海會見了他這位老朋友，談起往事，更使他強烈地希望重返中國共產黨。

陳望道向中國共產黨上海市委透露了自己的要求。

陳望道的身份、資歷非同一般中國共產黨黨員。他要求重新入黨，不是中國共產黨上海市委所能決定的。

中國復旦大學黨委逐級向上請示，最後把報告送到了中國共產黨中央主席毛澤東那裡。

毛澤東主席瞭解陳望道的歷史和為人。他說：“陳望道什麼時候想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