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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抽集壯丁，為敵服役；公賣鴉片，毒化人民；改編教材，實施奴才教育；託詞清鄉，殘害志士；官吏貪汙，政以賄成；收編偽軍，禍國殃民。

經過公審，四月十二日，江蘇高等法院宣判陳公博死刑，剝奪公民權終身。

已從日本回來的陳公博之妻李勵莊不服，向最高法院提出《申請復判狀》。

五月十四日，最高法院駁回李勵莊上訴。

六月三日上午，在蘇州獅子口江蘇第三監獄對陳公博執行槍決。

陳公博在行刑前，執筆寫信給蔣介石，信中居然如此寫道：

“懸懸放不下的還是一個共產黨問題，因為這個問題，關係到國家前途，關係到黨的前途，更關係到先生的前途。……”

由此可見，這位大漢奸跟蔣介石在反共方面是完全一致的。

信未寫完，他擲筆不寫了。

他對法警叮囑道：“請多幫忙，為我做得乾淨些。”

槍聲響了。陳公博結束了他那五十五個春秋的生涯。

第八部分：錘鍊賣國求榮周佛海嗚呼獄中

如果說，陳公博是汪精衛的左膀，周佛海則就是汪精衛的右臂。周佛海走過了與陳公博相似的道路，即共產黨→國民黨→大漢奸。

周佛海在中國共產黨“一大”之後，仍羈留在上海。熱戀中的他，與楊淑慧定於當年陰曆八月十六日訂婚。

不料，訂婚前夕，上海《時事新報》捅出訊息，說“周某人行為不檢，家有髮妻，此次又次騙娶某女學生”。看了報紙，楊淑慧的父親不勝震怒，把楊淑慧關在家中，不許她再與周佛海見面。

楊淑慧從視窗跳出，逃至漁陽裡二號，找到寄居在那裡的周佛海。於是，周佛海帶著楊淑慧私奔日本，在鹿兒島同居，生下兒子周幼海。

周佛海一回到日本，由於他是中國共產黨黨員，立即受到日本警方的注意，如他自己所述：

“回到鹿兒島之後，便被刑事尾行了。我的擔任教師，也向我警告了，於是我便規規矩矩做了一個很純良的學生。當時中國的同學，並不知道我在上海和長江一帶活躍的情形。因為我對他們是保守秘密的。但是刑事都知道了。……”《周佛海先生言論集》，上海中央稅警學校一九四一年六月版。

一九二四年五月，周佛海受戴季陶之邀，從日本來到廣州，出任國民黨中央宣傳部秘書。同時又兼任廣東大學教授。當年，戴季陶與周佛海一起進出漁陽裡，高談闊論共產主義，如今也成了國民黨中央宣傳部長。

隨著社會地位的改變，周佛海看準了國民黨，以為在國民黨裡仕途通達，遠遠勝過共產黨。

這樣，一九二四年九月，周佛海提出脫離中國共產黨。當時中國共產黨廣州區執委的負責人周恩來親自勸說周佛海，亦無效果。周佛海寫下一信，聲言脫離中國共產黨。這樣，中共中央同意了他的脫黨要求。

周佛海脫離中國共產黨之後，迅速轉向反共。他追隨戴季陶，從一九二五年下半年開始，發表一系列反共文章，公開表明他與中國共產黨決裂。

藉助於戴季陶的力薦，周佛海得到蔣介石的垂青，於是在宦途上青雲直上。一九二七年，他擔任國民黨中央陸軍軍官學校政治總教官、總司令部政治部主任。一九三一年，當選為國民黨第四屆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此後歷任國民黨中央民眾訓練部部長、國民黨中央宣傳部代理部長、蔣介石侍從室第二處副主任。

在汪精衛出任行政院長後，周佛海又日漸與汪精衛接近。

一九三八年十二月，周佛海隨同汪精衛一起叛離重慶。翌年五月，他隨汪精衛、梅思平前往日本同平沼內閣會談。回來後，他出任汪偽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常務委員。一九四○年三月，當汪偽國民政府成立後，周佛海歷任財政部長兼警政部長、中央稅警總團總團長、清鄉委員會副委員長、新國民運動促進委員會副委員長。在汪精衛死後，周佛海任行政院副院長兼上海特別市市長。

一九四○年，周佛海在向上海中央稅警學校的青年們演說時，曾“現身說法”，談及自己怎樣加入中國共產黨、怎樣成為中共“一大”代表以及如今的“追悔”之情。他說：

“我因為和毛澤東同鄉，所以二人同住在一個私立女學校的樓上。一連開了六天會，最後一天，為法國巡捕所包圍，幾乎全部都被捉去。第二天，我們便都到嘉興，僱了一隻船，開到南湖中間，開最後一次會。結果推舉陳獨秀為委員長，我為副委員長。張國燾為組織部長，李達為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