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4部分(第2/4 頁)

於“真空”時期——日本天皇已於八月十五日宣佈無條件投降，翌日南京汪偽國民政府宣佈解散，而國民黨蔣介石軍隊尚未到達南京，只是國民黨陸軍總司令何應欽宣告將於二十六日飛抵南京。

就在何應欽到達的前夜，這架飛機急急地在人們熟睡的時刻起飛，朝東飛行。

機艙裡空蕩蕩的，竟然只有一把座椅供一位“大人物”坐著，其餘七名乘客都席地而坐。這架飛機在起飛前拆除座椅，扔了出去，為的是減輕載重量，節省燃油——因為飛機要飛越東海，直飛日本京都！

直到中午十一時，飛機才飛到日本上空。只是燃油所剩無幾，不得不緊急降落於日本山陰縣米子機場。

幾天之後，日本京都右京區花園町柴山別墅住進“東山商店”一行七人，為首的一位叫“東山公子”，他的妻子叫“東山文子”。

過了些日子，他們隱匿於京都郊外的金閣寺，以為能夠棲身。只是他們神情沮喪，心亂如麻。

在日本，他們度過了將近五十天如坐針氈的日子，終於在十月三日在中國武裝軍警看押下，用一架中國運輸機載回南京。唯有那位“東山文子”仍留在日本。

那位“東山公子”，便是漢奸巨頭陳公博。他逃離南京時，由日本小川哲雄中尉陪同，帶著“東山文子”——李勵莊以及五名親信，飛往日本。原想逃脫歷史的懲罰，苟延殘喘，但他已成過街老鼠，無處可藏。……

陳公博在出席中國共產黨“一大”之後，回到廣州。一九二二年六月，陳炯明在廣州叛變，炮轟孫中山的總統府，陳公博還寫文章“擁陳反孫”，受到中國共產黨組織的批評。此後不久，他便宣佈脫離中國共產黨，前往美國哥倫比亞大學。一九二四年，他完成了那篇碩士論文《共產主義運動在中國》。

雖然那時他早已脫離中國共產黨，並對馬克思主義學說也提出種種質疑，不過，他在他的碩士論文中，倒是寫下了一段頗有見地的關於中國未來前途的話：

“一句話，遠東古老的土地上現在充滿了激進主義。如果在中國的壓迫不停止，那麼大概在不久的將來，一箇中國的新制度就要麻煩歷史學家在世界歷史上增加一頁，來敘述蘇維埃主義的進一步的勝利。”

他參與過建立中國共產黨，他又讀過馬克思主義的書，因此他能說出這樣預見中國歷史發展必然趨勢的話。

然而，恰恰又因為他背離中國共產黨、背離馬克思學說，因此他自己後來所走過的人生之路，正是逆著他自己所說過的歷史發展趨勢而行。

他從美國回國之後，加入了國民黨，擔任國民黨第一屆中央執行委員、中央黨部書記長、北伐軍總司令部政務局長。

一九二七年之後，他緊緊追隨汪精衛。當汪精衛在一九三二年出任南京國民黨政府行政院長時，他出任實業部長。

抗日戰爭爆發後，陳公博擔任國民黨四川省黨部主任委員。

一九三九年，汪精衛叛國投敵，陳公博與他狼狽為奸，擔任汪偽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常務委員。

一九四○年，汪偽國民政府成立，陳公博擔任立法院院長、軍事委員會常務委員、上海市市長。

一九四四年十一月十日，汪精衛在日本名古屋病逝。離世前，他指定陳公博為繼承人。這樣，陳公博便成為偽國民政府代理主席，成為汪精衛死後的頭號漢奸。

正因為這樣，他在面臨覆滅之際，還絞盡心機，逃往日本，企圖改名換姓，藏匿異國。

然而，他終於還是被押回來了。

在蘇州獄中，陳公博力圖為自己漢奸罪行辯解，寫下洋洋六萬餘言、四十七頁的自白書。

一九四六年四月五日下午，陳公博在蘇州受到公審。據金志翊、唐戍中、徐立平、夏其言當時寫的《法庭聽審記詳》描述：

“二時正，公案上已放好尺許高的卷宗，紅封面，用粉紅色的包袱束著，頗引人注目。二時二十三分，旁聽席上起了一陣騷動，陳逆已經從候審室傳到庭上來，他身穿夾長袍，白色西裝褲，黑皮鞋，從他身上簡直找不出曾顯赫一時的痕跡，臉部有幾條深痕，痕縫裡有汗珠擠出，大家注視他的臉部，他的目光就茫然地避開，當他走近被告席附近時，先是背手而立，繼又把雙手放到胸前，侷促之狀畢露。有時，還用手去撫摸放在‘自白書’上的一隻美國式氈帽。……”

首席法官韓燾宣讀起訴書，列舉陳公博十大罪狀，即締結密約，辱國喪權；搜尋物資，供給敵人；發行偽幣，擾亂金融；認賊作父，宣言參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