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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與另一位俄共（布）黨員Песлиh，即佩爾林，一起被維經斯基派往廣州。此外，還有那位既會講法語又懂中文的越南人。斯托揚諾維奇用法語與那位越南人交談。斯托揚諾維奇此行的目的，是在廣州建立共產黨組織。不過，他的公開身份是“遠東共和國”記者。這個蘇俄在遠東臨時建立的緩衝國，給人以“中立”的印象，也就使人們難以想到他會是俄共（布）黨員。他和佩爾林在廣州市中心永漢北租下了“光光”眼鏡店二樓（今廣州北京路太平餐館對面）。他真的幹起了記者行當。在那裡辦起了俄華通訊社。

斯托揚諾維奇在廣州四處活動，尋找廣州的馬克思主義者，以便著手在那裡組織共產黨。不過，他不像維經斯基那麼順利，因為維經斯基在北京找到了李大釗，在上海找到了陳獨秀，“紮根串聯”那“根”都“扎”得很準。也許是缺乏工作經驗，斯托揚諾維奇和佩爾林在廣州所“串聯”的，沒有一個是馬克思主義者：廣州女子師範學校的英語教師黃尊生、譚祖蔭，國文教師劉石心，當過漳州教育局局長的梁冰弦（他的原先的秘書便是劉石心），在報館當校對的梁一餘，他的弟弟、雅號“生意佬”的梁雨川，還有一位北京大學畢業生區聲白。這七位，全是無政府主義者。斯托揚諾維奇和佩爾林找錯了物件，細細探究起來，是因為來廣州時找錯了“嚮導”。陪同他們來廣州的，是廣東臺山籍的北京大學學生黃凌霜。黃凌霜是一位著名的無政府主義者。他曾加入過李大釗領導的北京共產主義小組，後來又退出。“物以類聚，人以群分。”很自然的，黃凌霜引見的是廣州的一批無政府主義者。在那個時代，無政府主義者和馬克思主義者同行，都舉起了反軍閥之旗，都要求民主。但是，無政府主義者反對無產階級專政，反對組織共產黨，使斯托揚諾維奇和佩爾林的計劃落空。

當事者譚祖蔭在一九八一年的回憶，十分真實地道出了當時的情形：“兩個俄國人（引者注：指斯托揚諾維奇和佩爾林）同我們每週開一次會，多數在‘光光’二樓開，有一次在黃尊生家開。我們開會是彙報本星期宣傳的經過，下一步應如何做。會上使用英語，一般由區聲白當記錄，區當時在嶺南大學教書，有時他來不了，就由我當記錄。黃尊生的英語好，由他當翻譯，梁冰弦和我也會聽、講英語。當時兩個俄國人知道我們是無政府主義者，和我們講的是關於開展工人運動的事情，並由波金（引注者：即佩爾林）用英文起草向工人宣傳的提綱，內容主要是揭露工人如何受資本家的剝削和壓迫，不合理、不平等，要起來鬥爭，也講到關於社會主義的道理，然後由區聲白、黃尊生翻譯成中文，由黃尊生、劉石心去協同和機器廠工人俱樂部作宣傳。這個俱樂部不大，可坐三四十人，我去過一二次，只是旁聽，沒講什麼。梁冰弦不常去，區聲白沒去過。記得有一次是講工人受資本家壓迫、剝削，聽眾有三四十個工人。工人沒有發言，因為聽完時間已經很晚，就散會了，也沒有組織工會。此宣傳活動是半公開的，沒有準備組織工人罷工。後來才有機器工會，但我沒有參與。我後來只當教師，不問政治。當時兩個俄國人沒有和我們談到成立共產黨的問題。我們與共產黨不同，各走各路，自己喜歡怎麼搞就怎麼搞。如果提出組織就會馬上反對，我們不要頭頭，誰要做頭頭，馬上有人反對。一九八○年十二月十九日《人民日報》有篇文章說，兩個俄國人和我們七個無政府主義者已經組織了廣東共產黨，是廣東最早的共產黨員，這是誤會了。當時確實是沒有談到成立共產黨的問題，因為我們是無政府主義者，是不主張受什麼組織、紀律約束的。”《譚祖蔭的回憶》，載《共產主義小組》（下），中共黨史資料出版社一九八七年版。

由於斯托揚諾維奇和佩爾林找錯了物件，這樣，廣州的共產黨組織，最初沒有建立起來。說實在的，兩個不懂漢語的俄國人，對廣州又是人地生疏，在那裡找錯了物件也是在所難免的。陪他們來到廣州的那位黃凌霜，是來自李大釗身邊——就連李大釗在北京建立共產主義小組時，也曾吸收了黃凌霜！

第五部分：響應北大三員“大將”南下羊城

其實，廣州也有“正宗”的馬克思主義者。

只消讀一讀一九一九年十一月連載於《廣東中華新報》的《馬克思主義》這一篇長文，便可知作者對於馬克思主義有著深刻的瞭解。茲照原文，摘錄若干片段：“自馬克思氏出，從來之社會主義，於理論及實際上，皆頓失其光輝，所著資本論一書，勞動者奉為經典……“由發表共產黨宣言書之一八四八年，至刊行資本論第一卷之一八六七年，此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