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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社會問題》一文，文末節錄了《共產黨宣言》第二章的十條綱領。然而，《共產黨宣言》在中國一直沒有全譯本。要成立共產黨，要了解共產主義，怎可不讀《共產黨宣言》呢？第一個籌劃把《共產黨宣言》譯成中文的是戴季陶。他在日本時，便買過一本日文版《共產黨宣言》，深知這本書的分量。他曾想翻譯此書，無奈，細細看了一下，便放下了。因此此書的翻譯難度相當高，譯者不僅要諳熟馬克思主義理論，而且要有相當高的中文文學修養。

開頭第一句話，要想妥帖地譯成中文，就不那麼容易。戴季陶主編《星期評論》，打算在《星期評論》上連載《共產黨宣言》。他著手物色合適的譯者。邵力子得知此事，向戴季陶舉薦一人：杭州的陳望道！陳望道乃邵力子密友，常為《民國日報》的《覺悟》副刊撰稿。邵力子深知此人功底不凡，當能勝任翻譯《共產黨宣言》。陳望道此人瘦削，那顴骨顯得更為突出，臉色黝黑，如同農夫。不過，他在書生群中頗為不凡，從小跟人學過武當拳，輕輕一躍，便可跳過一兩張八仙桌。他原名陳參一，浙江義烏人。中學畢業後，曾到上海進修過英語，準備去歐美留學。後來未能去歐美，卻去了日本。興趣廣泛的他，在日本主攻法律，兼學經濟、物理、數學、哲學、文學。一九一九年五月，他結束在日本的四年半的留學生活，來到杭州。應校長經亨頤之聘，在浙江第一師範學校當語文教師。

浙江第一師範學校是浙江頗有聲望的學校。校長經亨頤曾留學日本，是浙江名流，後來曾任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其女經普椿為廖承志夫人。經亨頤廣納新文化人物入校為師，先後前來任教的有沈鈞儒、沈尹默、夏丏尊、俞平伯、葉聖陶、朱自清、馬敘倫、李叔同、劉大白、張宗祥等。

陳望道進入浙江第一師範學校之後，與夏丏尊、劉大白、李次九四位語文教師銳意革新，倡導新文學、白話文，人稱“四大金剛”。一九一九年底，發生“一師風潮”，浙江當局要撤換經亨頤，查辦“四大金剛”。邵力子在《民國日報》上發表評論，聲援一師師生。各地學生也紛紛通電聲援。浙江當局不得不收回撤換、查辦之命令。

第三部分：醞釀陳望道“做了一件大好事”2

不過，經此風潮，陳望道還是離開了浙江第一師範學校。就在這時，戴季陶約陳望道翻譯《共產黨宣言》，給了他日文版《共產黨宣言》，還給了他英文版《共產黨宣言》作為對照之用。（據陳望道的學生陳光磊在一九九○年三月八日告訴筆者，陳望道生前與他談及，周恩來在五十年代問及《共產黨宣言》最初依據什麼版本譯的，陳望道說主要據英譯本譯。）（據說，英文版《共產黨宣言》是陳獨秀透過李大釗從北京大學圖書館裡借出來的。）一九二○年二月下旬，陳望道回到老家——浙江義烏縣城西分水塘村過春節，便著手翻譯《共產黨宣言》《陳望道文集》第三卷，《五四運動和文化運動》，上海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一年版。這個小村跟馮雪峰的故里神壇、吳晗的故里苦竹塘，構成一個三角形。

陳望道避開來來往往的親友，躲進老家的柴屋裡。這間屋子半間堆著柴禾，牆壁積灰一寸多厚，牆角佈滿蜘蛛網。他端來兩條長板凳，橫放上一塊鋪板，就算書桌。在泥地上鋪幾捆稻草，算是凳子。入夜，點上一盞昏黃的油燈。他不時翻閱著《日漢辭典》、《英漢辭典》，字斟句酌著。這是一本很重要的書，又是一本很難譯的書。頭一句話，便使他絞盡腦汁，這才終於譯定為：“一個幽靈，共產主義的幽靈，在歐洲徘徊。”其後，羅章龍曾試圖將德文版原著《共產黨宣言》譯成中文，也深感“理論深邃，語言精練”。為了譯第一句話，羅章龍亦“徘徊”良久。如他所言：“對於這句話研究時間很長，覺得怎樣譯都不甚恰當，‘幽靈’在中文是貶意〔義〕詞，‘徘徊’亦然。”羅章龍：《椿園載記》，八九頁，三聯書店一九八四年版。羅章龍反覆琢磨，結果仍不得不沿用陳望道的中譯文，然後加了一段註解，加以說明：“有一股思潮在歐洲大陸氾濫，反動派視這股思潮為洪水猛獸，這就是共產主義。”羅章龍思索再三，還是採用陳望道的譯文，足見陳望道譯文的功力和嚴謹。

江南的春寒，不斷襲入那窗無玻璃的柴屋。陳望道手腳麻木，就請母親給他灌了個“湯婆子”。煙、茶比往日費了好幾倍。香菸一支接著一支。宜興紫砂茶壺裡，一天要新增幾回茶葉。每抽完一支菸，他總要用小茶壺倒一點茶洗一下手指頭——這是他與眾不同的習慣倪海曙：《春風夏雨四十年——回憶陳望道先生》，知識出版社一九八二年版。一九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