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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與李大釗關係甚為密切。據張申府回憶：“信寫得很長，主要講創黨的事，信中說：‘這件事情在北大隻有你和守常可以談’（大意如此）。為什麼呢？一是因為陳獨秀在北大當過文科學長，認識的人很多，但有些人不搞政治，不適於談，而建黨的事是秘密進行的。二是陳獨秀在北京時，他和守常以及我經常在一起，他常到北大圖書館李主任辦公室來（在紅樓一層靠東南角的兩間房子裡），我們的觀點一致。他辦《新青年》，我們經常寫稿。民國七年（引者注：即一九一八年）十一月底辦《每週評論》，我們又在一起。每期刊印是在宣武門外一個報館裡，我曾與李大釗同志去校對，彼此很瞭解，所以陳獨秀說：‘這件事情在北大隻有你和守常可以談。’不是偶然的。當時建黨究竟叫什麼名字，這沒有確定，徵求我們的意見。我和守常研究，就叫共產黨。這才是第三國際的意思，我們回了信。”這樣，黨的名稱定了下來。

作為建黨的第一步，一九二○年五月在上海組織了“馬克思主義研究會”。負責人是陳獨秀。小組的成員有李漢俊、沈玄廬、陳望道、俞秀松、沈雁冰、邵力子、楊明齋等。稍後加入的是施存統。

第三部分：醞釀陳望道“做了一件大好事”1

陳望道“做了一件大好事”

就在醞釀、籌備建立中國共產黨的那些日子裡，一本薄薄的小書的出版，如同下了一場及時雨。

這本書比如今的小三十二開本還要小。封面上印著一位絡腮鬍子的人物的半身水紅色人坐像（再版本改用藍色），一望而知是馬克思。在馬克思坐像上端，赫然印著五個大字：共黨產宣言。

這初版本在一九二○年四月出版時，印顛倒了書名。連書名印顛倒了，都沒有發覺，這表明當時人們對於共產黨極度陌生，從未聽說。這一印錯書名的書，迄今只存兩本，被確定為《共產黨宣言》中譯本的最早版本。這一版本現存於浙江溫州圖書館。這一珍本上蓋著“蔭良藏印”。蔭良，即戴樹棠的字。戴樹棠在一九二四年加入中國共產黨《溫州發現國內最早版本的〈共產黨宣言〉》，《溫州日報》一九九八年二月二十八日。《共產黨宣言》中譯本的初版本的另一本，一九七五年還曾在山東廣饒縣劉集村發現，書名同樣印錯為《共黨產宣言》。這個村子在一九二五年便建立了中國共產黨支部。書上蓋著“葆苣”印章，表明此書是山東早期中共黨員張筱田（又名張葆苣）的。這一珍本現藏於山東廣饒縣博物館《穿越黑暗歲月的一道霞光——〈共產黨宣言〉中譯首版本被發現的故事》，《濟南日報》一九九六年六月二十五日。

在一九二○年八月再版時，錯印的書名得以糾正，印為《共產黨宣言》。現存於北京圖書館的《共產黨宣言》珍本，是這一再版本，但是封面損壞。上海圖書館儲存著完整的《共產黨宣言》再版本。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儲存著一九二○年九月所印的《共產黨宣言》中譯本再版本。在《共產黨宣言》中譯本的封面上還印著“社會主義研究小叢書第一種”，“馬客思、安格斯合著，陳望道譯”。這“安格斯”，亦即恩格斯。中譯本全文共五十六頁。《共產黨宣言》是馬克思、恩格斯的名著，他們在一八四七年十二月至一八四八年一月為共產主義者同盟起草的綱領。縱觀馬克思、恩格斯眾多的著作，這篇短小精悍的《共產黨宣言》概括了其中的精華。可以說，欲知馬克思主義為何物，共產黨是什麼樣的政黨，第一本入門之書，第一把開鎖之鑰匙，便是《共產黨宣言》。尤其是此文寫得氣勢磅礴，文字精練，富有文采，又富有鼓動性，可謂共產主義第一書。世上能夠讀懂讀通皇皇鉅著《資本論》者，必定要具備相當的文化水平和理解能力，而《共產黨宣言》卻是每一個工人都能讀懂、能夠理解的。《共產黨宣言》最初是用德文出版的。一八五○年出版了英譯本。接著，出版了俄文版（一八六三年）、丹麥文版（一八八五年）、法文版（一八八六年）、西班牙文版（一八八六年）、波蘭文版（一八九二年）、義大利文版（一八九三年）……《共產黨宣言》風行歐洲，倒是應了它的開頭的第一句話：“一個幽靈，共產主義的幽靈，在歐洲徘徊。”“幽靈”東行，開始在中國“徘徊”。一九○五年，朱執信在《民報》第二號上，介紹了《共產黨宣言》的要點。一九○八年，在東京出版的《天義報》，譯載了《共產黨宣言》第一章以及恩格斯一八八八年為英文版《共產黨宣言》所寫的序言。此後，《共產黨宣言》曾一次次被節譯，刊載於中國報刊。一九一九年，年僅十九歲的張聞天在八月出版的《南京學生聯合會日刊》上，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