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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的新編輯。此人便是李達，號鶴鳴——毛澤東總是喊他“鶴鳴兄”。李達的到來，使正在籌備之中的中國共產黨，添了一員虎將。李達曾如此回憶道：“我回到上海以後，首先訪問陳獨秀，談起組織社會革命黨派的事，他說他和李漢俊正在準備發起組織中國共產黨，就邀請我參加，做了發起人，這時的發起人一共是八人，即陳獨秀、李漢俊、沈玄廬、陳望道、俞秀松、施存統（當時在日本）、楊明齋、李達。每次開會時，吳廷康（即維經斯基）都來參加。……”《李達自傳》，《黨史研究資料》一九八○年四月第八期。

當時的李達，正處於熱戀之中。時值暑假，李達作為留日學生總會理事從日本回到上海，參加中國學生聯合總會的工作。學聯有時跟女聯在工作上有些來往。女聯，亦即上海中華女界聯合會，會長徐宗漢乃黃興夫人。黃興，同盟會的元老，辛亥革命時的革命軍總司令。偶然，李達在徐宗漢那裡，結識了她手下做文秘工作的一位小姐，名叫王會悟。王會悟眉清目秀，知書達理，與李達相識後彼此很快就產生了愛慕之情。

李達，一八九○年出生於湖南零陵縣一戶佃農的家庭。在兄弟五人之中，唯有他得到了讀書的機會。在李達上中學的時候，有兩件事給了他莫大的影響。

一件事是學校裡收到一封從長沙寄來的信，拆開來一看，那信竟是用鮮血寫成的！

寫信者名叫徐特立（後來他成為毛澤東的老師）。他斷指寫血書，號召青年學生們投入反日救國運動。這封血書震撼了李達的心靈。他敬佩那位不惜用鮮血寫信的徐特立……另一件事是同學們為了抵制日貨，把日本生產的文具堆在操場上，用火燒燬。點火時，發覺火柴也是日本貨！可是，點火的同學在點火之後，不得不把這盒日本火柴留下來。因為倘若把這盒火柴也燒掉的話，下一回燒日貨就沒有火柴了！他意識到中國實在太落後了。抱著“實業救國”的願望，在一九一三年考取湖南留日官費生，去日本學理工科。在日本，他的心境是矛盾的，痛苦的：“我們一群留日的青年們，一方面感到恥辱，一方面滋長著反日情緒。老實說，我們是要忍耐著，在那裡學習一點東西，以便將來回國搞好我們自己的國家。可是，當時國內的情勢怎樣呢？由於資產階級的軟弱性，使得辛亥革命終於流產，出現了封建軍閥頭子袁世凱獨裁的政治局面。袁世凱被人民推翻以後，又出現了直系、奉系、皖系各派軍閥互相混戰的局面；同時，南方也出現了川、滇、粵、桂各派新軍閥互相爭鬥的局面。各派新舊軍閥都勾結一個帝國主義國家作後臺，發動內戰。全國人民在蔓延的戰火中，受著軍閥們的剝削和壓迫，都感到活不下去。另一方面，一九一四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發生以後，英、美、法、日、俄等帝國主義趁機大舉對中國進行經濟的、政治的侵略。它攻佔了德國所盤踞的膠州灣，佔領了山東，又以最後通牒的形式向北洋軍閥政府提出‘二十一條’亡國條約，形成了日本獨佔中國的局面。這件事激起了留日學生們極大的義憤，我們和全國人民一道，開展了‘反日救亡’運動。我們發通電，開大會，表示抗議。可是在當時的日本，連開會的會場也很難找到。費了九牛二虎之力租到一所會場，剛剛開會，警察又把我們驅散。這時我們沉痛地感到，日子是過不下去了。如果不尋找新的出路，中國是一定要滅亡了。可是新的出路在哪裡呢？這對我們仍是茫然的。當時我們就像漫漫長夜裡摸索道路的行人一樣，眼前是黑暗的，內心是極端苦悶的。”李達：《沿著革命的道路前進》，《中國青年》一九六一年第十三、十四期合刊。

積憤終於在極度的苦悶中爆發，燃起了反抗的火焰。一九一八年五月，當段祺瑞政府與日本簽訂了反蘇賣國的《中日陸軍共同防敵軍事協定》、《中日海軍共同防敵軍事協定》，聲言為了“共同防敵”，日本軍隊可以開入中國東北全境。訊息傳出，三千中國留日學生義憤填膺，責罵北洋軍閥政府賣國行徑。

中國留日學生組成了“留日學生救國團”，決定“罷學歸國”、“上京請願”。這個救國團的領袖人物之一，便是李達。五月中旬，李達率留日學生救國團一百多人抵達北京。北京大學學生們在北京大學西齋飯廳召開了歡迎大會。主持大會的便是後來成為五四運動學生領袖之一的許德珩。李達和許德珩都在會上發表了演說。五月二十一日，留日學生救國團和北京大學等校學生一起，向段祺瑞政府示威請願。雖然這次請願沒有取得多大效果，不過，卻使李達由“實業救國”轉向了“革命救國”。回到日本之後，李達找來許多日文版馬克思主義著作，埋頭鑽研起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