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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六日離開河內，回到巴黎。亨利·基辛格在他們到達一小時後便會見了他們，並將資訊傳達給我們。我和總統與迪安·臘斯克在八月八日的星期四午餐會上討論了亨利·基辛格的電報，認為這是我們曾得到的關於和談的最有價值的資訊。

我得到了他們的支援給亨利·基辛格起草新的指示，第二天我口授了一封給亨利·基辛格的信。

給亨利·基辛格博士的備忘錄：你可以將下列資訊交給你的聯絡員，請轉交范文同：如果能夠推動美國和越南民主共和國代表之間為尋求解決爭端而進行的建設性會談，美國將願意停止對北越的海、空轟炸。我們認為，無論會談公開還是秘密進行，越南民主共和國都不應利用限制或停止轟炸的機會。對於會談所要達成雙方問題解決這一目的，他們的任何軍事行動都將明顯地帶來牴觸作用……美國準備與越南民主共和國立刻進行私人接觸，以尋求以上目標的實現，或商討越南民主共和國對這方面希望做出的任何建議。

總統在八月十一日批准了這一備忘錄。亨利·基辛格回到巴黎。在巴黎，從八月十七日起，他同切斯特·庫珀一起與雷蒙德·奧布拉克和赫伯特·馬爾科維奇進行了一系列的會談。切斯特·庫珀彙報說：“法國人不斷地告訴我們說。當我們的轟炸正達到破紀錄的規模時，他們怎麼能夠使北越相信美國對和談真正感興趣呢。”他們提出是否在他們下次去北越時，美國可以減少它的轟炸，以此作為一個訊號告訴河內美國很重視他們的信使。亨利·基辛格和切斯特·庫珀答應向華盛頓轉達他們的建議，他們也確實這樣做了。八月十九日總統同意從八月二十四日到九月四日暫停轟炸河內周圍半徑十公里之內的地區，以保證雷蒙德·奧布拉克和赫伯特·馬爾科維奇的安全，同時向河內證實亨利·基辛格作為中介人的作用。

出乎我們意料之外，同時也是我們事先沒有考慮到應加以防止的是，就在計劃停火日期的前幾天，我們對北越進行了一場異常猛烈的轟炸。由於北越的天氣不好，因此海軍和空軍都有一些轟炸任務沒有按時進行。八月二十日，當天氣轉晴時，美軍出動了二百多架次的飛機，遠遠超過了以往的紀錄。此後，對河內、海防和中國邊界的猛烈轟炸又持續了兩天。

雷蒙德·奧布拉克和赫伯特·馬爾科維奇根本未能成行。八月二十一日，北越拒絕了他們的入境申請，理由是：轟炸使他們在這個首都的訪問過於危險。北越接著指出，在這個時間同意他們入境，正如雷蒙德·奧布拉克後來告訴我們的：“將是我們的，最終也是你們的恥辱。”使我們的外交和軍事行動結合起來的努力又一次悲慘地失敗了。

但雙方仍使通道敞開著。九月八日，赫伯特·馬爾科維奇告訴梅文蒲（音譯）：“亨利·基辛格將要在九月九日到達巴黎，並逗留十天。梅文蒲說，如果在這期間停止對河內的轟炸，也許會發生一些事”。我們保證那段時間不會轟炸河內，但是對其它地方的轟炸仍在繼續，包括九月十一日對海防的一次大規模空襲。在當天，北越用一種憤怒的措辭拒絕了我們八月九日的建議。以下是他們宣告的一部分：在對河內的攻擊逐步升級之後，在持續不斷地攻擊的威脅下，美國人傳達了他們的資訊，很顯然這是給越南人民的最後通牒……只有當美國無條件地停止轟炸和停止一切反對越南民主共和國的其他軍事活動之後，才有安排對話的可能。

那天，亨利·基辛格在給華盛頓的電報中對這些情況進行了分析。然後指出：美國現在有兩個選擇：一、按照北越宣告的字面意義來理解，關閉美越和談通道。二、把這一宣告看做艱難複雜的討價還價過程的第一步。亨利·基辛格寫道：“總起來講，我更傾向於再進一步。”我們全都同意他的看法，但在準備提出能使河內回到談判桌上來的建議時，我們的做法卻是如此的蹩腳。

我們對這個問題缺乏充分的思想準備，這一點在兩星期前我與W。埃夫里爾·哈里曼談話時就開始意識到了。W·埃夫里爾·哈里曼此時是國務院的官員，負責考察與越南談判的可能。他曾建議：如果我們確實對和談感興趣，就應該重新確立我們的目標。他指出：北越決不會無條件投降。我同意他的觀點。我認為，我們必需理清自己的思路，目前唯一可行的辦法是組織一個聯合政府，我們無法避免這個結局。

W·埃夫里爾·哈里曼表示贊同。遺憾的是，我們誰也沒有努力促使政府官員們就這個基本問題進行討論，也沒有把這個建議提交河內。

總統、迪安·臘斯克和我在九月十二日見面對談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