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緒來自我最關心的那些人。瑪格麗特和我仍然與傑基和博比·肯尼迪過往甚密，常與他們通電話，一有時間就去看他們。博比·肯尼迪已成為我最好的朋友之一。我初次見到他時，他似乎是個粗魯無禮的人，認為搞政治應不擇手段。

但在我和他交往的八年中，他的價值觀和對世界的理解向前邁進了三十年。

政府內外的一些人對我仍然與肯尼迪家族的人密切來往頗感驚訝，因為林登·B·約翰遜總統不信任他們。林登·B·約翰遜總統和博比·肯尼迪關係緊張是人所共知的。但是，正如亨利·福特不在乎我是否住在安阿伯，或是否拒絕向共和黨提供捐贈一樣，林登·B·約翰遜也接受了我與肯尼迪家族交往的事實，因為他了解我對他的忠誠。當我與他在越南問題上分道揚鑣時，情況仍然如此。

傑基當然不像博比·肯尼迪那樣對總統有政治上的威脅，但是她對當時諸多問題的思考深度絲毫不亞於她的這位小叔子。在我對我們的政策逐漸產生懷疑的漫長過程中，有一天傑基（她是我特別敬佩的一位好朋友）突然淚流滿面，朝我發起火來。我對她大發其火感到手足無措，我至今仍記得事情的詳細經過。

當時瑪格麗特外出旅行，所以我去紐約同傑基共進晚餐。

飯後，我們坐在她在曼哈頓的寓所書房的一個沙發上討論智利女詩人加芙列拉·米斯特拉爾（諾貝爾獎獲得者）的作品。

我們都非常喜歡她的詩《祈禱》。這首詩祈求上帝寬恕她深愛的一個男人，他自殺了。她寫道：“您說他殘忍嗎？您忘了我永遠愛他……您知道，愛是痛苦的。”

傑基的確是個非常迷人的女人，也非常敏感。她的情緒受到了詩的感染還是我說的什麼話的影響，我不得而知。她對戰爭感到絕望和不滿。她的情緒波動極大，甚至說不出話來。她突然狂怒起來，捶打著我的胸膛，要求我“設法停止這場屠殺！”

我遭遇其他抗議者的場合更加喧鬧，更加可怕。一九六六年八月的一次特別令人不安。我的家人和我與吉姆和盧·惠特克（吉姆是征服埃佛勒斯峰的第一個美國人）爬完雷尼爾山後正在西雅圖機場候機。一個男人突然過來大喊：“殺人犯！”他還動手打我。後來在聖誕節放假期間，當我和瑪格麗特在阿斯彭山頂的一個飯店吃午飯時，一位婦女來到桌邊，高聲尖叫道：“殺人犯！你的雙手沾滿了鮮血！”

這些事件當然使我很苦惱。更令人痛心的是這傷害了我的家庭。我的妻子瑪格麗特患了一種危險的潰瘍，需要在第二年夏天做手術。我的兒子克雷格還是個小孩子，後來也患上了潰瘍。

有時這種痛苦和壓抑也會得到緩解。一九六六年十一月，葉夫根尼·葉甫圖申科（蘇聯最受歡迎的詩人之一）來美國訪問。博比·肯尼迪為他在希科裡希爾的家中舉行了盛大晚宴，這是肯尼迪家族“向外擴大影響”的典型做法。我和葉夫根尼·葉甫圖申科一起談論詩歌、冷戰、越南和其它數以百計的話題達好幾個小時，他一直在大量飲酒。大約凌晨兩點半鐘，我問他住哪裡，要不要我們送他回去。他高興地接受了我的建議，我的司機送他、瑪格麗特和我去斯塔特勒飯店。當他搖搖晃晃地走出小車後，回過頭來對我說：“他們都說你是個禽獸，但我認為你是個人。”

在此前後的一個晚上，我和薩姆·布朗之間還發生了一件趣事。薩姆·布朗是我孩子們的一個朋友。他組織和領導過大規模示威，抗議政府的越南政策。有一次在白宮前示威之後，薩姆·布朗來我家吃晚飯。飯後我和他在書房談了幾個小時。當薩姆·布朗起身離開時，他說：“我覺得像您這麼喜歡山的人不會是壞人。”

一九六六年秋，國會和公眾的擔心加重了。自由派和穩健派站出來要求進行談判，而保守派則要求進一步加強軍事行動。與此同時，新聞媒介開始大量發表懷疑戰爭取得進展的報道。尼爾·希恩為一九六六年十月九日出版的《紐約時報雜誌》寫了一篇文章，名為《不是鴿子，也不再是鷹》。他在文中說，一九六二年至一九六四年他作為合眾社記者初次到越南時，他相信美國的基本目標是正確的。但是到一九六五年至一九六六年，當他作為《時代》週刊記者重遊越南時，他認識到，“以前相信非共產黨的越南人能夠鎮壓共產黨的暴動並建立一個體面和進步的社會，這是很幼稚的”。

由於涉及博比·肯尼迪的一次不幸事件，政府與國會的關係更加冷淡。這時的博比·肯尼迪是來自紐約的參議員和越南問題上的鴿派人物。他於一九六七年初從巴黎返回國內，似乎是北越派來的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