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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我接受了兩人的邀請，還想訪問我的母校——哈佛商學院。

十一月七日，我來到坎布里奇，沒有帶保衛人員，我在擔任國防部長的七年中，去國內的任何地方都是如此。

我的司機有時帶著手槍。他在伍德羅·威爾遜總統任職內曾為當時擔任助理海軍部長的富蘭克林·羅斯福開過車。

在我們的汽車尾箱裡有一支模樣像鋼筆的催淚瓦斯槍。有一天，我到肯尼迪家族開會，討論為約翰·F·肯尼迪總統選擇墓地的計劃。會後，我問尤妮斯·施賴弗（肯尼迪總統的妹妹）是否需要搭車。她要求把她送到沃德曼公園飯店。當我和尤妮斯行駛在康涅狄格大街時，我決定告訴她如何使用催淚瓦斯槍。我把車窗玻璃搖下一點，拿起催淚瓦斯槍摁了一下。由於車速很快，瓦斯回流到車內，本計劃在沃德曼公園飯店演說的尤妮斯被嗆得尖叫起來。我們到飯店時，她已精疲力竭了。

我訪問哈佛商學院時一切都很正常，我和昆西學院的學生在查爾斯河上隨意暢談、爭論，使我興奮不已。然而，當我離開昆西學院前往蘭德爾教學大樓亨利·基辛格的班級時，麻煩出現了。昆西學院的大門面向米爾街，是一條僅夠一輛轎車透過的磚石小路。學校派一輛小型客車和校園警衛送我去蘭德爾。當我進入轎車時，一大群學生迅速圍了過來。

這時場面一片混亂。學生們擠在車的周圍，開始搖晃起車來。司機擔心我和他受到傷害，給車加上檔，開始朝前面的學生開過去。

“停下！”我大喊道，“你會壓死人的！”

他掛上倒檔向後開，但學生們已圍到了車後。我說：“我要出去。”

“你不能出去，”他警告說：“他們會對你施暴。”

這時已聚集了數百名怒氣衝衝的年輕人。任何經歷過聚眾滋事場合的人都知道那是可怕的事情。我使勁推開車門，走出來大聲說：“好吧，小夥子們，我回答你們的一兩個問題。

但必須明確兩點：“你們在聚眾鬧事，有人可能會受傷，我不希望如此；五分鐘後我還有個約會。”

我問誰是負責人，“大學生民主協會”哈佛大學分會（一個激進的抗議團體）主席邁克爾·安薩拉拿出了麥克風。我建議我們上到車頂，既能看見大家，又能讓大家看見。

“在你們提問題之前，”我說：“我想讓你們知道，我曾在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度過我一生中最幸福的四年時光，也曾做過你們今天做的事。”

學生們報之以噓聲，還互相推來擠去。我認為乾脆宣告他們的威脅嚇不倒我！可能會避免進一步的暴力行為，所以我說：“那時候我比你們堅強，今天我更堅強。那時候我很講禮貌，我希望我今天更講禮貌。”

問過幾個問題後，危險顯然更大了，所以我結束講話，跳下車來，擠進校園警衛為我開啟的昆西學院的一道門，來到一個四通八達、聯結哈佛大學許多大樓的地下通道。陪同我走出這個地下迷宮的是哈佛在校生巴尼·弗蘭克，他後來成了馬薩諸塞州第四國會選區的代表。巴尼·弗蘭克和我穿過迷宮，擺脫了其他學生，來到哈佛園內。我遵守諾言到亨利·基辛格的班上講了話，心情多少有些煩躁不安。我在哈佛廣場的一家寬敞明亮的書店裡瀏覽書籍半個小時，使自己平靜下來。

晚上我與迪克·諾伊施塔特和其他朋友共進晚餐。我們的談話坦率而友好。我初次表述了我的一個想法：由於戰爭的程序出乎預料，未來的學者們肯定要研究其原因。我認為我們應該努力為這種研究工作提供方便，以防止以後再犯類似的錯誤。這種想法最終導致了《五角大樓檔案彙編》的形成。

返回華盛頓不久，我收到哈佛學院院長約翰·U·芒羅關於那次事件的一份來函。他寫道：對於哈佛學院學生昨天對你採取的粗暴無禮的行動，我希望你接受我們深深的歉意。你來訪期間抽時間與大學生們進行座談，我們非常感謝。對於街上發生的不愉快事件，我們深感不安。這樣的無禮舉動和身體衝撞絕對不應該在大學裡發生。我們對哈佛大學發生這樣的事頗為震驚。

我第二天寫信向芒羅院長表示感謝，我說：你們沒必要道歉。我在伯克利的四年中也很活躍，我認為我理解當代大學生對重大問題的濃厚興趣和以引人注目的方式表達這種興趣的願望。有時候，我們的熱情往往會壓倒理智，不過，這種出格的行為不應該成為壓制人們表達反對意見的理由——表達反對意見是擁有自由的人的特權和原則。

來自許多方面的反戰情緒繼續以我為攻擊目標。有時候，這種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