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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成長和信仰起到了舉足輕重的影響，這裡我想提到三件事。

“大蕭條”就是其中之一。一九三三年，我高中畢業，那時，整整四分之一的美國成年男性失去了自己的工作。由於無法養活自己的家人，一位同學的父親自盡身亡。另一位朋友，她是一個富裕家庭的女兒，加入了共產黨組織。

激烈的工人罷工活動極為常見。一九三四年至一九三六年西海岸海員罷工期間，舊金山碼頭區的房頂上，都架上了機關槍，用來對付碼頭上發生的戰鬥。一次，在市場街上，我親眼看到一位碼頭工人追趕一位男子，他說此人是個工賊。他將那位男子打翻在地，把其一條腿的膝蓋壓在路邊的臺階上，腳踝仍託在路面上，然後，拼命地跺踩著其小腿，直至踩斷了腿骨。這一可怕的暴力場面，使我久久無法平靜。

一九三五年仲夏之季，為了掙夠下個學期的費用，我去工會職業介紹所，找到了一份海上的工作。親身經歷了那些環境，使我懂得了為什麼那些暴力行為一觸即發。作為一名普通的船員，我隨SSPeterkerr號貨輪出海航行了。每月的工資為二十美元，船艙中的淡水時有時無，床鋪上的臭蟲隨處可見。一天早晨，我特意數了數，一條腿上竟有十九處被咬的傷痕，飯菜也總是難以下嚥——一次航程下來，即使像我這樣年輕力壯的人，體重也下降了十三磅。這種經歷導致了我對那些無依無靠的工人們的同情，他們的苦難境遇至今仍縈繞於我的腦際。在汽車企業中擔任行政領導之時，我曾大肆推崇過沃爾特·魯瑟等工會領導人物。在五角大樓時，我也曾試圖將一位汽車工人聯合會的官員傑克·康韋召到麾下，擔任我的人力資源助理。

第二和第三件事是相互關聯的：進入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和結識瑪格麗特。我進入了加州大學，因為，這是一所唯一我能負擔起費用的名牌大學。每年的學費為五十二美元。伯克利向我展現了一個嶄新的世界——一塊歷史、理念、倫理道德價值、學術水準和智力水平都在推陳出新的天地。校長羅伯特·戈登·斯普勞爾和教務長門羅·多伊奇取得了常人無法取得的成就，儘管該校的財政來源完全取決一個以農業為主、頗具保守色彩的州際立法，但是，羅伯特·戈登·斯普勞爾和門羅·多伊奇仍然設法倡導了一種自由辯論的開明校風。四年的時光，使我領略了正義、自由的真正含義，懂得了權利與義務的相輔相成，這些知識至今仍深深地刻在我的腦海中。

大學的生活也為我未來的另一方面鋪平了道路。在第一週的校園生活中，我就結識了瑪格麗特·麥金斯特里·克雷格。她來自加利福尼亞州的阿拉梅達，是一個活潑可愛、頗具魅力的姑娘。七年以後，我們結成了夫妻。瑪格麗特給我的一生帶來了平衡、力量和歡樂，她彌補了我每一個方面的不足。她天生聰明伶俐，熱情開放，溫柔可愛，活潑外向，深受眾人的寵愛。如果沒有她的存在，我將無法取得現有的成就。

我挑選了經濟學作為主科，而把哲學和數學作為副科，對未來的職業並未做特殊的考慮（按照當時的歷史環境而言，學習經濟學的良好前景，似乎是不言而喻的）。然而，我教育背景中的某些重要時刻卻來自哲學和數學的課程中。倫理課迫使我去建構自己的價值觀念，邏輯的學習則向我展示了思維的活力和準確性，而數學課的老師則告訴我，應將數學視為一個思維的過程——它是一種語言，雖然不能表達全部。但足以表達人類的大部分活動。它給予我意想不到的啟示，時至今日，我仍將數量關係作為一種語言，它有助於我更為準確地看待世界。當然，在道德、美和愛情等問題的糾紛上，數量的分析是無能為力的。但是，當我們克服貧窮和財政赤字，或防止國民衛生計劃失敗時，它則會發揮巨大的作用，而這一點卻常常為人們所忽略。

此外，預備軍官訓練隊的經歷也對我的人生產生了關鍵性的影響，而當時我卻幾乎沒有意識到此點。伯克利是一所享用政府的土地，利用公共開支經營的大學，因此，那時每一位男性學生都必須接受為期兩年的軍事訓練。我申請了一個必須四年之內完成的海軍訓練計劃，但由於視力不佳，沒有如願以償。這樣，我只好在陸軍預備軍官訓練隊中服務了兩年。

據我所知，在那些年中，沒有人會認真對待軍事問題。我和同學們也都毫無例外地認為，這些訓練只是一些無關大局的形式，與我們的世界毫無關係。軍訓結束的那一天，我們勉強列隊從校長面前走過，接受了他的檢閱，然後，大家就迫不及待地扔掉了槍支——讓它見鬼去吧！那些年代中，我們對諸如喬治·馬歇爾、哈普·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