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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在關於美國軍事行動方面，我報告中的典型說法則是這樣的：一九六二年二月五日：在反對國家被顛覆、入侵、暗中破壞等致命威脅上，南越人所採取的行動已開始起到作用了……結合他們自己所採取的行動，以及他們要求我們所採取的行動來看，我認為，這將會改善當前的形勢。

但是，要預測最終的結局，目前還為時過早。

一九六二年七月二十三日：我們對越南的軍事援助正在開始起到作用。在那些受傷最嚴重的地區——在人民中建立了政府，南越人已開始向越共發動了攻勢，鎮壓那裡的叛亂……南越的軍事部隊正以更大的規模，更為頻繁地向越共發動攻擊……現有的跡象令人鼓舞，我們目前期望的是，繼續維持這一事態的發展。

一九六二年十月九日：我認為，如果說時局已經扭轉，或預言最終的結果，似乎仍然為時過早。但是，這一年中，進展則是極為驚人的……我們收到許多關於進展的報告，這的確令人欣喜。無論是按照南越部隊與共產黨入侵者傷亡人數的比例來看，或是根據其它的方法來衡量，進展都是極為明顯的。

為什麼對於南越政治形勢的分析和評價上，我作出了恰如其分的結論，而透過反思卻發現，那些關於軍事進展的看法是過於樂觀的呢？

我們的軍事將領們在夏威夷和南越會議上的彙報，將構成那些軍事報告的內容。每次會議上，我都要會見駐越軍事援助司令部的保羅·D·哈金斯上將。他身材高大，舉止瀟灑，能言善辯，無論其外貌還是其口才，都與將軍的身份極為一致。他是博學多才的馬克斯威爾·泰勒的高足，儘管，他還不具有其導師的淵博學識，但卻極為坦誠，具有極強的說服能力。

保羅·D·哈金斯上將和他的同伴們在報告中指出，南越的軍隊已經阻止了越共的進攻，並收復了農村的失地。例如，一九六二年七月二十三日，保羅·D·哈金斯在火奴魯魯告訴我，“毫無疑問，我們正處於贏家的一方，如果我們繼續進行我們的計劃，我們將會看到，越共的行動逐漸走向低落。”

無論那時還是現在，我都絕不會相信，他和其他軍官會故意誤導我的思路，這與他們的職業素養和傳統是格格不入的。況且，我還可從其它渠道獲得資訊，並可用來與軍隊將領的說法進行核實——中央情報局、國務院、媒介機構，這裡只列舉三者。

導致他們過於樂觀的原因來自於其它的方面。現在真相已經大白，他們當時從南越人那裡得到的情報是極不準確的。

南越人總是按照美國人希望聽到的訊息來進行彙報。就像中央情報局局長約翰·A·麥科恩後來寫道的那樣：駐越軍援司令部和大使館向我們提供的情報涉及……其中越共在幾個省的活動情孔，以及SVN（南越）政府和越共軍力的對比情況，都嚴重失實。

導致這一結果的原因是，南越各省和地區一級的長官將嚴重失實的情報，提供給了那些下層的校級軍官們……這些省和地區一級的長官們認為，他們有責任“製造資料”，以滿足中央政府的需要。

就某種程度而言，美國的司令官們也像許多人那樣，喜歡沉溺於一廂情願的思維之中。而且，他們——就像我一樣——對這場衝突的性質也缺乏真正的認識。他們主要將其視為一場軍事鬥爭，而事實上，這場衝突具有極為複雜的民族主義色彩，是一場自相殘殺的鬥爭。

我總是急迫地要求我們的司令官們對進展——或無進展——做出估價。監測進展——我仍然認為，這是實現最佳管理的基本原則——在越南則幾乎完全失控了。將軍們和我對於這一失敗都有不可推卸的責任。在這場沒有戰線的戰爭中，對結果的評價方法也不好掌握。軍事人員們試圖利用數量的方法來檢測進展，諸如，敵軍傷亡的人數（對屍體的清點，令人極為反感）、繳獲武器的數量、俘虜的人數、飛機出動的架次等等。後來，我察覺到，這些方法中有許多並不合適，正在導致重大的失誤。於是，在一些公開發表的評論中，對於軍隊中關於戰局進展的樂觀情緒，我有意識地潑了些涼水，然而，收效則是極為有限的。

到一九六二年中期時，肯尼迪政府對於越南問題的目標已十分明確，經常性的說法是：訓練南越人來保衛他們自己。

對於我來說，這意味著，我們應該就美國訓練援助的最後截止期限做出安排。我是這樣來考慮此問題的：訓練將達到預期目標——在這種情況下，我們的撤離將得以進行——或者，訓練未獲得成功，這需花費一定的時間來驗證——在這種情況下，我們的撤離計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