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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0年生，1931年為蔣介石殺害）、他的妹妹蔡暢、張太雷；還有劉少奇和蘇兆徵（1889年生，1929年為蔣殺害），他們都是工人運動的領袖（蘇領導了省港大罷工）並都參與了最近收回漢口英租界的鬥爭。另外一位有來往的共產黨人譚平山，時任武漢政府農業部長。毛澤東她在廣州已經認識，在武漢又有了更多來往。

①陳翥雲著《在北伐軍總政治部工作時的一點回憶》，載《鄧演達》，第71—76頁。陳當時任總政治部衛生股股長兼農民運動講習所醫務主任。

她來往的人中還有蘇聯人，如鮑羅廷等。

最後，還有不少西方人，主要是記者。宋慶齡在武漢一個日趨繁重的重要工作是為中國革命進行國內和國際宣傳，她同革命政府辦的英文日報《國民網》關係很密切。這張左派報紙最初由陳友仁創辦，在軍閥統治的北京出版，備受迫害，有一段時期靠一對美國夫婦威廉（比爾）和雷娜·普羅梅幫助支撐。後來，他們把報紙遷到廣州，以後又遷到武漢。雷娜成了宋慶齡的親密朋友。她那時約30歲，她的父親是芝加哥一位相當富裕的猶太人糧食經紀商，她在大學裡是一個很出眾的哲學系學生，她有許多朋友是激進的、先鋒派的作家和藝術家①。比爾比她大7歲，自學成才。他父親是住在紐約布魯克林區的一個德國移民，曾經希望他成為一名路德教會的牧師，但他卻成了一名左翼新聞記者。在第一次世界大戰、蘇維埃革命及其後的暴風雨年代裡，他們在思想上趨於成熟。在武漢時期，他們的工作很多，也很重要。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當時寫道，“他們向美國發出的電訊比其他任何人都多，使美國的自由主義反對派據以制止對華武裝干涉。……他們兩人都不是共產主義者，然而與國民黨左派站在一起……左派本身停止活動以後，他們依然維持這一左派通訊社，繼續工作。”在斯特朗看來，他們“對中國革命的貢獻，堪與另一美國人約翰·裡德為俄國革命所作的貢獻相媲美”②

①當本書作者有一次向廖夢醒問她母親何香凝同宋慶齡的關係時，她馬上回答說，“她們就像親姐妹”。

②關於雷娜·普羅梅的家世和性格，資料來源除已說明者外，還有A·湯姆·格倫斯菲爾德的《中國革命的友人》（英文原稿）及陳思蘭前引書。

促使普羅梅夫婦轉向馬克思主義的是李大釗。他們是在北京認識的。李大釗因被軍閥政府通緝，避居蘇聯大使館。雷娜是美國人，所以行動比較自由。她每天去蘇聯使館，成為李大釗同北京的地下共產黨——和國民黨——組織之間的聯絡員。她本人不是共產黨員。當時在北洋軍閥眼中，共產黨同國民黨同樣“搗亂”，所以受到同樣的迫害。國共兩黨的政治和軍事合作不僅限於在廣州革命根據地，在軍閥統治區的地下活動中也是如此。各處的共產黨員同時都是國民黨員，李大釗是中央執行委員，領導著北京的國民黨組織。

在這裡，人們應當看到，在那時的中國革命事務中，英文不僅是一種宣傳媒介。它還是中國革命者同外國友人（包括蘇聯顧問）之間、以及外國友人相互之間進行交流的工具。孫中山同列寧和“蘇俄外交部的〕齊契林之間的通訊是用英文的（由此幾乎可以斷定這些信件最後都是由宋慶齡定稿的）。孫中山同共產國際和蘇聯的代表們談話也都是用英語的。他們之中有1922年在桂林會談的馬林和在廣州首次會見的達林、1923年會談的越飛，當然還有擔任國民黨總顧問的老芝加哥人鮑羅廷，更不用說擔任共產國際使節的印度人羅易了。在這些談話中，大多數情況下都由宋慶齡擔任紀錄或其他輔助工作。

在中國和俄國革命者早期合作的年代裡，只有極少極少幾個人懂得對方的語言，所以英語——流利也好、半通不通也好——就成了主要聯絡紐帶。英語說得很流利的有維金斯基，他在接觸孫中山之前曾幫助建立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並列席1921年在上海舉行的中國共產黨成立大會。像鮑羅廷一樣，他曾在美國生活和工作、參加過美國社會黨，十月革命後返回俄國。達林則是完全不同的情況。他是一個工人階級出身的孩子，過去從來沒有離開過俄國，因為奉派到中國來工作，才進了一個速成班學習英語。他還講過二個很有趣的故事：有一次有兩個中國共產黨員，一個會說一種中國方言和一點點俄語，另一個會說另一種中國方言和一點點英語，於是這兩人只能靠達林這個外國人來相互溝通，他的俄語當然沒有問題，又匆匆忙忙學了點英語，所以還能勉強對付。①

①安娜·路易斯·斯特朗著《千千萬萬中國人》，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