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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到婦聯來求救的，她總是根據新的法律使她們得到解脫並送她們去上學。有的成為積極的革命工作者。

在另一方面，當她聽說汪精衛的太太陳璧君坐公車到漢口最大的英商惠羅公司為她女兒購買豪華服飾卻把發票交給公家付帳時，非常氣憤。她發怒道，“她算什麼革命黨？這些人還有絲毫人格嗎？”從此以後，儘管陳璧君是武漢政府主席汪精衛的妻子，並且本人也是國民黨中執委，宋慶齡同她沒有任何來往。

也是在武漢，宋慶齡被任命為衛生部長併成為北伐軍紅十字會首任會長。1927年5月，在河南省內發生激戰時，她建立起傷兵醫院並參加工作。據當時在場的一位蘇聯婦女薇拉·維什尼亞科娃—阿基姆娃①說，從前方撤到武漢的傷兵有8，000多人，運送傷兵的列車在側線上都停滿了。

①據安娜·路易斯·斯特朗著《漢口雜憶》（英文），紐約《亞洲》雜誌，1928年，第794頁。

另一位蘇聯目擊者馬克·卡扎寧①記述了宋慶齡主持的義賣會。“在義賣會上出售的有吳佩孚將軍逃走時留下的書畫和其他值錢的東西……全部收入用於對每天從前線撤下來的傷兵的救護……＇買主中有＇大腹便便、儀容整潔、穿著黑色長袍的中國商人，這些人對古董很識貨，也買得起。”這一描寫反映了武漢社會的某些矛盾，新的和舊的並存，並且很快就顯示出發生衝突的趨向。

①薇拉·維什尼亞科娃一阿基姆娃著《在革命浪潮澎湃的中國的兩年，1925—1927》（俄文），第230頁。當時阿基姆娃是中國國民革命軍蘇聯顧問辦公室一名年輕的女工作者，先在廣州，後到武漢。她是一位敏感而有同情心的觀察家，她記下的印象保留了新鮮感和真實性。

阿基姆娃還敘述了另一種集資的辦法。宋慶齡曾組織過一次晚會，到會的有武漢黨政領導和蘇聯顧問（加倫將軍也在內）。表演者中有專業演員，也有業餘演員（包括領導人的子女）。後者中有陳友仁的兩個女兒思蘭和玉蘭，她們是用英語演出的。思蘭後來回憶道，她們異想天開，“把在倫敦學來、後來又在特立尼達‘炒冷飯’的一些聖誕節上的童話劇改頭換面一番……觀眾對我們這兩個小女孩的努力表現出高度的容忍……”

話很輕鬆，但形勢是嚴峻的。陳家姐妹兩人也參加了醫院工作。“我們坐在過道里，製作藥籤和繃帶……儘管裝置和條件非常原始落後，這裡是全省最好的一家醫院。起初，看到人們一個接一個死去，我們很害怕，但過了一個月也就習慣了。”

阿基姆娃則觀察到宋慶齡在工作中的統一戰線思想，她能把不支援北伐的個人和組織也動員起來參與人道主義的工作，如傷兵救護。教會辦的醫院除傷兵救護外，還參加了為傷兵募捐的工作。思蘭也提到，“一組美國醫生和護士剛到漢口負責傷兵醫院的工作。”①她還說，宋慶齡“知道怎樣做最合適……（她）邀請了所有外國領事官員”參加一個紅十字會辦的遊園會，在經濟上收穫不小。美國外交官約翰·卡特·文森特後來回憶說，他當年曾參加這個遊園會，宋的美麗給他留下深刻印象。

①馬克·卡扎寧著《中國在二十年代》（俄文），第266—267頁。

所有這些活動——目的明確，氣度恢宏——預示著在以後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時期她將從事的類似工作。

在武漢的醫院裡，宋慶齡不但做醫療工作，還做政治工作。在一所醫院裡，傷兵們用手榴彈威脅醫務人員，幾乎鬧出事來。國民革命軍當時的總政治部主任鄧演達同宋慶齡趕到醫院，以熱情的、同志式的態度同傷兵們談話。宋慶齡說：你們在前線負傷流血，回到後方來，沒有很好地關懷照顧你們，我們感到遺憾，也十分難過。她接著說明了這次北伐對國家民族的重大關係，對傷員們曉以大義，又熱淚盈眶地表示同情與關懷。負傷官兵聽了之後，深受感動，鬧事立即平息。後來查明，這次鬧事是南京蔣介石方面派人來暗中唆使的，以打擊武漢政府。鄧、宋的熱情和勇氣幫助挫敗了這一陰謀。①

①參見上引陳思蘭著書，第83—84頁。

（五）在武漢的中外革命友人

在武漢，同在廣州一樣，宋慶齡常常同她在國民黨左派中的至友何香凝見面①。她也常同中國共產黨人見面，其中有些年紀較大的如林伯渠、董必武和吳玉章，在中國共產黨成立之前，在她同孫中山在日本初結婚時就認識了——那時他們都是孫中山領導的同盟會會員。其他有一些年紀較輕、但也是中共的創始人，包括有才華的湖南人蔡和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