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折而紛散了的同志，以共同致力於國事。

“在柏林的幾年中，有一部分國民黨員，鄧同志在其中組織了一個學會並加以領導。因為他對於歷史、經濟、哲學等學科全有淵博的知解及明銳的識斷，使那些接近他的人，都能獲極大的教益，並更深切瞭解中國革命前途所可遭遇的種種問題。他分析世界大勢和其相互間的關係，是那般地清楚而一無疑點，解釋中國國民革命的前途，又實實在在是處處引人歎服。

“他返國後，即開始地下革命工作的進行，但不一年，即被誣而遭禁錮，他後來的殉國，在他並非意外，因為他將踏上回國旅途的前夕，他說道，‘我們的鬥爭將是長期的、尖銳的且又殘酷的。因為我過去毫不猶豫地向著腐惡鬥爭，譬如頑固的封建勢力，機會主義，以及反動行為。因而在軍政兩方面全樹了不少的仇敵。但他們不能阻撓我追隨總理的步伐，我準備犧牲生命以赴，這次或是我們最後一次的聚會。’此後我就再沒見鄧同志了。

“國民革命的同志們：我們所能給鄧同志最大的安慰，莫有過於加強我們的決心，盡我們最大的努力，以實踐總理留給我們未竟的事業為更適當的了。能如是，才能使我們的事業得到最後的勝利。”

宋慶齡以後每隔十年總要公開地紀念一次鄧演達的逝世，只有1971年例外，因為那時正處於“文化大革命”的痛苦時期。1980年，當時她自己已年老多病，還應鄧所建立的中國農工民主黨中央領導人季方之請，為《鄧演達文集》題寫書名並題詞。

中國共產黨後來對鄧演達也作出了它自己的明確估價。這是由周恩來1944年在延安就黨的一些歷史問題進行研討時作出的。①

①《關於黨的“六大”的研究》，載《周恩來選集》（上卷），第166—167頁。

先是說明鄧演達這個人物的性質：

“他是小資產階級的激進的代表，贊成土地革命，能與我們長期合作，是國民黨中的左派。開始他相信無政府主義。當他從蘇聯回來，在討論土地問題時，他和毛澤東同志的意見一致。他積極主張摧毀封建勢力。……”

接著是以主要為自我批評的形式，檢討中國共產黨過去對他的態度：

“在武漢時，若以鄧演達為中心，不以汪精衛為中心，會更好些，而當時我們不重視他。大革命失敗，他很苦悶，同俄國顧問一起走了，後來回國組織了第三黨。雖然他在思想上是反對我們的，應該批評鬥爭，但在策略上應該同他聯合。這人的人格很高尚，對蔣介石始終不低頭。在‘九一八’以後，蔣介石把他殺了。”

最後是更深刻地探究“左”傾時期的錯誤：

“在階級關係的分析上，過去我們的缺點，一是公式化，一是定型化。所謂公式化，是教條地搬用俄國1905年反對沙皇和資產階級立憲民主黨的公式到中國來，對中國的資產階級特別是民族資產階級不能正確地認識，不能分析統治階級內部的矛盾，把中國的小資產階級看成與西歐資本主義國家的小資產階級一樣。所說定型化，是把人定死了，不懂得人是會變的。蔣介石代表過民族資產階級講話，但不能把蔣介石的叛變看成整個民族資產階級的叛變。對汪精衛也一樣。看不到中國的階級關係的複雜與變化，這是錯誤的。第三黨是代表小資產階級的。1930年鄧演達回國後，曾找我們談判合作反對蔣介石，可是我們沒有理睬他，這是不對的。

“至於大革命失敗後，是否還可以用國民黨和三民主義的旗幟問題，我也講一下。假如鄧演達沒有走，仍與他合作，是還可以用國民黨旗幟的。但在南昌起義之後，只有共產黨是革命的，國民黨叛變了，這時再用國民黨和三民主義的旗幟，就會使群眾的認識發生混亂。對三民主義不革命的方面應該批駁，對三民主義革命的方面應該保留下來，而我們當時卻是對它全部否定了，沒有給以歷史的科學的分析。”

鄧演達1930年創立的“中國國民黨臨時行動委員會”，1935年改名“中華民族解放行動委員會”。雖然同中國共產黨在初期有過論戰，但註定要成為在統一戰線中中共的堅定夥伴。1947年它定名為“中國農工民主黨”，1949年參與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建立並一直成為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的組成部分。

（二）對國民黨的”判決”

為了回答蔣政府對鄧演達的謀害、對日本侵略東北的不抵抗政策、對抗日運動的暴力鎮壓以及對左派變本加厲的恐怖行動，宋慶齡在1931年12月19日發表了一個義正辭嚴的宣告。（即上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