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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宋慶齡即將來南京營救鄧演達的訊息使情況變得更為緊急。1931年11月29日，蔣佈置人把鄧押上汽車，馳往城外，然後由接奉密令的押解人員乘深夜將鄧在路旁槍殺。①

①這裡的敘述同西格雷夫《宋家王朝》第十二章中的說法（“折磨拷打了好幾個月”、“慢慢地被絞死”等）不同。蔣對他是軟硬兼施，後見他不為所屈，就迅速處死。蔣是一個為攘奪權力可以完全不擇手段的人，但不是一個虐待狂。鄧演達的英雄精神在於他既不受威脅、也不受利誘，終於犧

宋慶齡一到南京見蔣，就說：“現在國難當頭，你與鄧演達的矛盾，我來給你們調解。你把鄧叫來，我們三人當面談談。”蔣默然不語。宋又追問：“如果你覺得在這裡談不方便，就派人陪我去見鄧演達，我先同他談談，然後再三人一起談。”蔣仍默然。最後，宋表示一定要見鄧演達，蔣才不得不說：“你已經見不到他了。”宋聞後勃然大怒，一手把茶几掀翻，蔣急急逃上樓去，宋憤然離南京返滬。①

①這裡也同西格雷夫書有異。後者說宋慶齡“提出了各種請求，以致到了懇求的程度”（未說明材料來源）——這不大像宋的性格。據第三黨成員謝樹英回憶，宋慶齡關於鄧演達之死所作的第一個宣告是用英文寫的，由宋囑謝和革命學者陳翰笙博士共同譯成中文，於1931年12月20日登在上海《申報》第17版，標題為《宋慶齡之宣言》。

鄧演達被害的訊息傳出後，引起了激烈的抗議。在廣州（那裡的人們很懷念他）散發了傳單；有人在北京大都電影院裡也散發了。還在若干城市，張貼了《鄧演達的政治主張》和《宋慶齡之宣言》。

由鄧建立的第三黨派出謝樹英來敦請宋慶齡出任這個黨的新領導人。她說，她將就鄧演達發表一個自己的宣告，她希望他們“繼續幹下去”，但不能接受這個提議。謝問道，“請黃琪翔出來領導如何？”她回答說，“你們商量去”。雖然他敬佩鄧演達並且同他的信徒們合作（特別在國外時），但她不願意參加他的第三黨。①

①以上的敘述根據《鄧演達》、《鄧演達文集》。兩書均由宋慶齡題寫書名。

她在8月間在上海會見記者時已說明了這一點。她宣佈她不是第三黨的一員，還否認了另外幾點謠傳：一是說她準備去參加由國民黨內幾個反蔣的軍界人物在廣州設立的政府。二是說她想在這些人和蔣之間實行調解。三是說廣州政府同第三黨之間有聯絡。

她在談話的最後說，“我的政治見解仍然和我在1927年所陳述的相同，那年我在離開中國以前曾在武漢發表了我的宣告。”①在這一宣告中，她寫道：

①《與史沫特萊的談話》（1931年8月24日），載（宋慶齡選集》第50頁。英文《上海泰晤士報》早在1931年8月20日曾刊出一篇題為《孫夫人否認她將出任調停人》的報道，報道中還提到她接到了歐洲方面請她營救牛蘭夫婦的請求。

“孫中山所制定的第二項政策，認識到在與國內軍閥和外國帝國主義作革命鬥爭的時期中，國共兩黨有合作的必要。中國共產黨無疑地是中國內部革命力量中最大的動力。”（著重點是本書作者加的）①

①《赴莫斯科前的宣告》，《宋慶齡選集》，第25—28頁。

由此，她——孫中山夫人——重申她將同中國的共產黨人並肩站在一起。

但她對鄧演達的崇高敬意是始終儲存著的。1941年，在鄧逝世十週年紀念時，她在香港發表了一篇十分感人的紀念文章；①

①《紀念鄧演達》，《宋慶齡選集》，第152—153頁。

“鄧演達同志的印象，還是活生生地存在於每一箇中國國民革命者的心坎中；雖然他成為國殤已經十年了：這位超群出眾、得天獨厚的革命家，因其早置死生於度外，所以他才能那樣堅定忠實，絕不妥協，曾未有片刻為物慾所動搖，地位、權勢和財富，只要他要，全十分容易獲得，但他卻輕蔑的對之不屑一顧。

“對於總理的教義和政策，鄧同志是徹底地瞭解，而又努力的想將其實現，並且他十分明白，三民主義的實現與民族解放，各階級的公民權與自由權，及為提高全國生活水準的鬥爭，兩者是不可分離的。

“1927年，國民聯合陣線悲慘的破裂，鄧同志被迫離開武漢而流亡海外。當時所有革命的忠實同志，為黑暗所籠罩而陷於消沉，獨有他的精神依然堅強勇毅，不為任何外力所屈，始終過著最樸素可為楷模的生活。無時或息的激勵著集合著被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