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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從圖上看確實分佈廣泛。麥克阿瑟將軍的序言對威洛比的觀點表示同意，並且把外國共產黨人和非共產黨人對中國革命的同情和援助聯絡到“現代中國歷史上一個邪惡的時代，對這一時代的觀察必須看到世界陰謀的惡毒背景……共產黨對西方世界的奴役……衝突的種子發展到今天的赤色分子大豐收”等等。在30年代是誰在奴役誰、又是誰在對法西斯主義鬥爭並在後來把全世界（西方和東方）從法西斯征服下拯救出來——這些問題對這樣一些作者來說是無關緊要的。

左爾格是德國官方報紙的記者，又是秘密的共產黨人。他的叔祖弗利德里希·阿道夫·左爾格是卡爾·馬克思的政治上和私交上的朋友，所以理查德·左爾格成為共產黨人幾乎可以說是繼承祖業。他參與營救牛蘭的工作看來是共產國際指派的任務。他主要的秘密工作本來是針對日本的，為蘇軍收集情報（蘇軍總參情報部上海站負責人）。後來他因以下三事而聞名於全世界：

他以德國（納粹）駐日大使館新聞參贊的公開身份進行活動，向蘇軍總參謀部遞送的秘密情報不僅有日本的軍事意圖，還有希特勒進攻蘇聯的時間表——可借斯大林對這一警告未加註意。

他為日本人捕獲並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之前不久被絞死，與他同時遇難的還有他的夥伴、日本反法西斯戰士尾崎秀實。尾崎後來被絕大多數日本人公認為英雄、真正的愛國者，為反對軍國主義及其為日本民族帶來的災難而鬥爭。

最後，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左爾格間諜集團”（它是反對美國在戰爭中的敵人法西斯國家的）受到了譴責。譴責它的不是德、日法西斯的殘餘，而是美國官員——代表戰勝國的盟軍總司令、美國麥克阿瑟將軍的情報處長等人。他們的根據是日本法西斯警察的檔案。他們同後者的立場是相仿的。當時他們回過頭去把30年代上海的左翼活動汙衊為“間諜陰謀”的一部分，用意是在提出警告：所有的共產黨人以及保護他們的所有活動都是何等危險！

宋慶齡認識和敬重左爾格，認為他是一位反法西斯英雄，並曾稱他是“一個了不起的人”。①

①宋慶齡在讀了戰後出版的一本關於左爾格的書後對本書作者這樣說。

潘漢年是上海地下黨領導人，同宋慶齡熟識。在30年代，他負責安全工作，對付白色恐怖，同社會各界有極廣泛的接觸以揭露和孤立反動派。他的命運也慘。解放後他任上海市副市長，不久被捕關押。這次抓他的是自己的同志。他們認為他對過去地下任務所要求的各種複雜關係交代不清。他直到死後才得到平反昭雪和崇高評價。

在營救牛蘭夫婦的公開活動中，宋慶齡是中心人物。1932年7月12日，她組成了“牛蘭夫婦救援委員會”。當時對中國人來說，站出來為真正的或被指的共產黨人帶護是要冒生命危險的，但不少人參加了這個委員會。在文化界方面，有全國最偉大的在世作家魯迅和著名女小說家丁玲；在左派國民黨方面有黨的元老、詩人柳亞子；在自由派文人方面有國際知名的散文家、才子林語堂（他最終成了極右派）。在委員會宣言上簽名的還有中國最受尊敬的教育家、中央研究院院長蔡元培和國際知名的實用主義哲學家胡適（可惜他太‘實用’了，所以適合他時就轉變立場人甚至於在以前的中國政府中擔任過內閣總理和外交總長、在國民黨文官系統中地位最高的外交官（他的觀點一般說來是右的）顧維鈞也表示支援。

委員會中的外國成員用於多種國籍。在上海的外國新聞記者有當時尚未出名的埃德加·斯諾，上海（大美晚報）主編T．O．撒克里（他後曾主編《紐約郵報》），上海《大陸報》記者（後到《紐約時報》工作）蒂爾曼·德丁，甚至還有像《紐約時報》駐華記者哈利特·阿本德這樣的極端保守派，還有喬治·菲奇（他在外國基督教育年會工作，以後成為國民黨的熱烈擁護者）。

在委員會中同宋慶齡緊密合作的積極分子中有兩位美國人，即艾格妮絲·史沫特萊和哈羅德·艾薩克斯（伊羅生）（當時任左翼的《中國網》主編）。

獲得這樣廣泛的支援決不能歸因於“陰謀”。這是由於對白色恐怖以及外國租界警方肆無忌憚地助紂為虐的普遍厭惡（後面一點使中國人更加怨恨，也使許多自由主義的或僅僅是心地正直的外國人反感）。不論是中國的法律、還是外國的法律——包括被告在其居住、被捕及被指控犯罪的地方受審的權利——都被視同廢紙。對牛蘭夫婦作出的野蠻判決（死刑）使人感到震驚，而且他們還有一個年幼的孩子吉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