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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確實覺得奇怪，因為我一直把他們看作最可靠的同志。讓我們希望他們很快就會重新出現。”

在這場政治風暴過後，他們的問題也像別人一樣弄清楚了，王安娜也擔任了德中友協主席，政治上和私人方面的障礙都不存在了，可以重訪中國。為此，宋慶齡非常高興地表示：“沒有理由會排斥她的，她為自己曾入籍過的這個國家（指中國）做過那麼多的工作！我們不是一個無情無義的民族。”後來，王安娜真的來了，受到了榮譽的接待——並且不止一次。

（七）巨人的逝世

1976年是中國發生了許多大事的一年。中國失去了三位革命領導人和人民共和國締造者——1月份是周恩來總理、7月份是朱德總司令、9月份是毛澤東主席。

宋慶齡對他們三位去世深感悲痛。作為一位革命家，她深知三位的去世將是何等巨大的損失。在公眾場合，她參加了他們的治喪委員會並專程從上海趕回北京向他們致最後的敬意。在私人通訊中，她稱他們是“我所愛的朋友”、“三位極好的朋友”、“（他們）對我來說就像是我的兄弟”。①

①第一句見宋慶齡致愛潑斯坦，1977年2月19日；第二、三句見宋慶齡致理查德·楊，1977年3月12日。

周恩來去世不久，她在1976年2月24日給本書作者的信中說：

“我必須回上海住些日子，因為那裡有急事要我處理，且不說我迫切需要從我們最近遭受的震驚和痛苦中解脫出來……”

在第二年發表的《懷念周恩來總理卜文①中，她概括地稱頌他“是一位愛國主義者，一位國際主義者；他更是一位徹底的無產階級革命家。”她回溯到周恩來在廣州黃埔軍校擔任政治部主任的時候：

①懷念周恩來總理》，載《中國建設》（英文版）1977年第4期。中文稿承宋慶齡基金會研究室提供。

“20年代中期，我在廣州第一次見到了周恩來。他當時很年輕，但已經儼然是一位革命立場堅定、旗幟鮮明、多才多藝、久經鍛鍊的領導人了。”

她接著敘述了周恩來在南昌起義、長征和西安事變中所起的作用，然後是她同周恩來在40年代在重慶的會見：

“在那些歲月，透過談判的方式揭露中國的反動派，是一樁艱鉅複雜的任務，我親眼看到周恩來受黨和人民的重託，出色地完成了這項任務。40年代初期，周恩來在重慶曾為了我的工作的問題來看我。那時他經常處在危險之中，但他表現得英勇頑強，充滿信心。”

在新的歷史階段：

“抗日戰爭將近結束時，根據他的建議，在新的情況下，我把‘保衛中國同盟’轉為‘中國福利基金會’（現名‘中國福利會’）。1945到1949年，這個機構在國民黨統治下的上海為勞動人民辦了一些福利事業，同時盡一切力量把醫藥和其他援助物資輸送到解放區，為爭取全國人民的徹底解放而鬥爭。”

在更廣闊、更全面的工作中：

“黨、軍隊和統一戰線是中國革命勝利的三大法寶，周恩來在這三個方面都做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

在導致1949年勝利的最後鬥爭中：

“無論是在1945年至1946年和國民黨進行和平談判的複雜鬥爭時期，在1947年至1949年決定性的全面武裝鬥爭時期，還是在推翻了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官僚資本主義三座大山後，中華人民共和國莊嚴宣告成立之際，周恩來始終站在毛主席一邊。”

文章最後充滿深情地總結他的一生：“從20年代學生時代起，迄至1976年1月8日他的心臟停止跳動時為止，周恩來畢生鞠躬盡瘁為人民。他的遺願是把自己的骨灰撒在祖國的江河裡和土地上。在人民耕耘的大地上，在人民呼吸的空氣中，他將永遠和人民在一起。”

接著是朱德的逝世。在這三位領導人中，他的年齡最大，辛亥革命時已是一位起義軍的青年軍官了，1924—1927年大革命中是國民革命軍的將軍，南昌起義後成為中國工農紅軍一方面軍的總司令。抗日戰爭期間，他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第十八集團軍的總司令，後來在解放戰爭時期又是中國人民解放軍的總司令。建國以後，他曾任國家副主席、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委員長、他是一位精通韜略而又堅毅果敢的戰士，在無數戰鬥、戰役和大會戰中取得勝利。同時他又是一位受人喜愛的保留著鄉土氣息的“四川老鄉”，淳厚簡樸，平易近人，同他相處如坐春風。在“文化大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