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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地由於楊的薦介，她同以前沒有見過面的史迪威將軍的兩個女兒結識。她們是南希·史迪威·伊斯特布魯克夫人和艾莉森·史迪威·卡梅倫夫人。這兩姐妹都是在中國長大的、能流利地說中國話，並且同她們的父親一樣，對中國人民極為欽慕（在中國出生的文莉森從小就在父親的鼓勵下學中國畫，是一位中國畫畫家）。

楊在來信中提到史迪威姐妹，她在回信中說，她們已請她幫助解決她們的來華簽證問題，她已交給北京的中國人民對外友好協會去辦。

這樣，原有的紐帶又重新聯結起來了——也把楊和史迪威姐妹同新中國聯結了起來。在宋慶齡的鼓勵下，他們三人都很快到中國來訪問。楊後來在北京工作了一個很長的時期，擔任一家合資旅館長城飯店的工程師和開發師，他同他的家屬成了宋家的常客。史迪威姐妹每隔一段時期就到中國來作一次短期旅行，她們在促進大洋兩岸人民友誼的工作中都發揮了自己的積極的、具有象徵意義的作用。

在這段時期中宋慶齡同《紐約時報》主編索爾茲伯裡開始通訊和會見。（他們在1972年的第一次見面，前邊已經提及。）索爾茲伯裡曾在蘇聯進行長期的採訪報道。他告訴宋慶齡她在1924—1927年結識的蘇聯友人的命運（在許多情況下都是悲劇性的），她很感興趣，因為她一直關心著他們。索爾茲伯裡到中國來採訪的宿願得償，1972年及以後他來華時，他和妻子夏洛特經常是宋的座上客。他給她寄報紙、刊物，還有他所有的著作，她為此感到高興。特別使她欣慰的是在她尖銳地指出了他書中的一處錯誤後，他立即道歉並表示要作更正。這個錯誤涉及到她同孫中山結婚的日期和情節，他採用了國民黨的說法（在美國的參考書中很常見），而這種說法是意在貶抑來的地位的。①

①承索爾茲伯裡先生惠贈幾年來宋慶齡給他的信件的影印件，志謝。

索爾茲伯裡在同宋的談話中，喜歡引導她懷念青年時期在美國的生活並在報道中描述她的表情。他曾多次敦促她重訪美國但未獲成功。

在結識新朋友的同時，她也沒有忘記老朋友。亞歷山德拉（“阿利”）、曼·斯利普是她少女時代在北卡羅來納州蒙特裡特的一次女青年會露營活動中認識的，以後她們多年保持通訊關係。這些用“親愛的阿利”這一熱情的稱呼開始的信件，最近被發現了——最早的一封是在1913年，有幾封是在她結婚以後，還有幾封要更晚一些。①

①《舊藏中國來信，1913－1976》，馬爾科姆·羅舒爾特編，載於《威斯康辛歷史季刊》（英文），第73卷第2號（1989—1990年冬季等），第111—133頁。

在1976年9月9日的信中——她們的通訊自1949年後顯然中斷了一個很長時期——宋慶齡表示出她對這位少女時代的朋友仍然充滿著純樸的、始終如一的感情：

“你在護理院①裡幹什麼呢？你身體好嗎？阿利親愛的，我常常想起你，想起我們一起在北卡羅來納州蒙特裡特渡過的那個愉快的夏天。我很願意再去看看美國，可是我的腿不行了，害風溼性關節炎，不能旅行了。再說，儘管年歲大了，可是我要做的事情很多，特別是在這次可怕的地震②之後。當其他人都在拼命工作，重整和重建我們的可愛的祖國的時候，我不願意離棄我的家鄉。但我倒很願意在這兒能見到你。”

①美國的護理院（Nursing　Home）專供年老體衰者及康復者付費居住，設有專業人員照顧生活。——譯者

②指當年唐山大地震。——譯者

在這些給“親愛的阿利”的信中，她所表達的完全是濃厚的個人情感，但同時她又旁敲側擊地聯絡到中國的局勢。正是這樣一種精神，早在抗日戰爭時期，啟發了阿利，在她的社會層中開展工作，透過宋慶齡在香港主持的保衛中國同盟援助中國的傷員。（參見第十五章）中國的朋友成了她的朋友，她的朋友成了中國的朋友。

除美國友人外，她也記得其他國籍的友人。王安娜在同她原來的中國丈夫離婚後，在德國重新結了婚。在“文革”中，她突然聽不到她留在中國的兒子的訊息，非常憂慮。安娜託人來向宋慶齡打聽。宋慶齡回覆說：

“……我無法知道他的地址。我勸你別去打聽了，因為他同他的父親看來都‘消失’了。”①

①宋慶齡致“親愛的鄰居”，1972年9月18日。下面的另一信是1977年6月1日。

宋慶齡說，她想不出有什麼道理會出現這種情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