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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戰時期實行軍事共產主義之後採用“新經濟政策”特別感興趣。孫中山經常在思考的不僅是中國作為一個國家所受到的不公正和不平等待遇，他同時在思考中國社會中的不公正和不平等，特別是窮人的困苦境況。他看到民族的不幸和社會的不幸是相互聯結的，除非兩者都被消除，要想消除其中哪一種都是不可能的。宋慶齡在一篇記述孫中山的文章中寫道：“據馬湘……回憶，1916年在上海時，有一次，我跟隨先生步行至愚園路，他忽然指著路旁一幢幢的洋房對我說，‘你看！愚園路這一帶地方，以前都是墳墓，現在都是華麗的洋房了。這些洋房都是我國軍閥建築的。他們割據地方，橫徵暴斂，開煙開賭，無惡不作，吸盡民脂民膏，來到這裡蓋起洋房，娶小老婆，打麻雀牌，飲洋酒和吃大菜，弄得工人農民都吃不飽，穿不暖。這樣，中國還能不亡國？所以我們非打倒軍閥不可。’

“1921年10月，孫中山到廣西南寧視察時，曾在一次群眾大會上講話。他對聽眾說，‘革命就是要使工人、農民以及各界人士都過好生活……你們是主人，省長是僕人。僕人必定要做到使主人滿意，才是一個好省長、一個好僕人。馬（君武）省長現在首先要把陸榮廷、譚浩明等（本省軍閥）存在上海外國銀行的現款設法取回，連同他們在省內的產業一齊拿出來分給大家，使大家有衣穿、有鞋著。’”①

①據宋慶齡著《孫中山和他同中國共產黨的合作》，（原注“1924年9月8日《廣州公報》刊登的談話”），載《宋慶齡選集》，第463頁。

孫中山堅持不懈，但不固執，善於學習。他曾經希望在這個支離破碎的“共和國”的現有軍隊中找到真正的支援，但這個希望落空了。1917年，海軍司令和桂系軍閥曾經支援他的第一個護法政府，後來就變了。他很信任的陳炯明將軍的部隊曾為建立第二個護法政府掃清了道路，但時隔不久，陳同前者一樣很快就背叛了孫中山。正是由於這一現實情況促使孫中山要求建立一支革命的軍隊。

與此相仿，他在國際事務中的親蘇傾向也是由於他曾為了爭取別國優待——或者只是公正對待——中國作出過許多努力，而結果總是失望。他確實贏得了不少外國人——包括一些政府官員——的同情，但沒有一個外國政府曾經同情過他。即使早在1911年民國成立之前，孫中山一再試圖使西方列強和日本把他和他的革命黨人看作未來中國的代表，而這些國家卻仍然繼續支援腐朽的君主政權，並多次禁止他入境或把他驅逐出境。辛亥革命勝利之後，他的第一件事情是在回國之前先去遊說英美以求結盟。但它們卻會資助“強人”袁世凱（在他為清王朝效勞時已得到它們的歡心），並且在袁世凱竊據大位之前，拒不承認民國新政府，更不要說給以貸款了。這是孫把臨時大總統職位讓給袁的原因之一，但即使如此，英美兩國也沒有急忙承認。

英國政府的算盤是要使它的承認換來一筆它從清朝統治者那裡未能獲取的代價。它威脅說，如果新國會中有西藏代表參加，它就不承認民國。不難看出，它是何等迫不及待地想把這片地方（約700年前就是中國的一部分）從中國分裂出去。

美國是舊世界中最老的共和國，但也遲遲不承認這個最新的共和國（它是以美國為楷模的）。它剛一承認，它的一位最傑出的憲法專家弗蘭克·古德諾就被袁世凱僱用為“立憲顧問”，以幫助袁帝制自為。他稟承袁的意志，斷言：“中國如用君主制較共和制為宜，此殆無可疑者也。”他還用明顯的外部干涉的威脅作為他這一論斷的根據。他先指中國屬所謂“民智低下之國”，如“率行共和制……禍亂將不可收拾”，“此誠與歐西各強國利害相關，蓋其經濟勢力，久已膨脹……其權力所及，必將有所主張，俾其＇與國＇所用之制度，不至擾亂治安，蓋必如是而後彼輩所投之資本，乃可得相當之利益也。極其主張之所至，勢將破壞他國政治之獨立，或且取其國之政府而代之，蓋苟必如是，而後可達到其目的，則列強亦將毅然為之而有所不恤也。”①（當時，“歐西”一詞包括美國在內。）

①宋慶齡著《孫中山——堅定不移、百折不撓的革命家》。

從現代的觀點看來，美國對孫中山（他被稱為“中國的喬治·華盛頓”）的態度，正如一位美國曆史學家所說，是“對於美國不喜歡第三世界革命的民族主義的一個很能說明問題的例項。”①當然，這不是最後一個例項，因為後來還有許多美國支援“袁世凱型別”“強人”的例子：墨西哥的迪亞斯、中國的蔣介石、古巴的巴蒂斯塔、尼加拉瓜的索摩查、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