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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的本來目的主要在於把戶國那些有錢有勢的家庭在商業上、文化上和政治上同這兩個國家聯結在一起。但有諷刺意味的是，英語在中國卻發生了同原來目的背道而馳的作用，正像中國不少有錢有勢的家庭的子女卻走上了馬克思主義的道路，歷史總是按它自己的規律發展的。

陪同馬林從上海去桂林的還有兩個國民黨人——陳友仁（尤金·陳）和李祿超，以便引見他們的黨的領袖。有趣的是，馬林去桂林是因孫中山駐滬代表張繼的建議，由國民黨邀請的，而張繼的認識馬林則由於北京大學教授、五四運動領導人之一、中國共產黨創立者之一李大釗的介紹。由此可見，國共兩黨的關係那時已頗融洽。而馬林則在印度尼西亞曾促成民族主義者和共產主義者之間的合作，所以他是最早主張在中國也實現同樣合作的人。

在宋慶齡參加的孫中山一馬林會談中，馬林提出兩點建議，為孫中山所接受，並從而產生了歷史性的後果。第一點是國民黨要改組成為一個聯盟性質的政黨，能夠團結一切社會階層（特別是工農）的進步力量。第二點是建立一支由革命黨領導並忠於黨的思想的新軍並創辦軍官學校，在政治上和軍事上為這支新軍培養軍官。革命不要再依靠任何一個軍閥。

同馬林的會談不是孫中山同共產國際的第一次接觸。一年前，孫在上海曾同格里哥里·維金斯基（中文名字“吳庭康”）交談。①維曾幫助陳獨秀（五四運動領導人之一，也是中國最早的馬克思主義者之一）建立社會主義青年團——中國共產黨的前導。他是1913年從沙俄移民到美國的工人，在那裡學了英語、參加了美國社會黨，直到十月革命後才於1918年回國，成為一個活躍的共產黨員。這個年輕的俄國人當時才29歲，同宋慶齡差不多年紀。

①據馬湘著《跟隨孫中山先生十餘年的回憶》，收入論文集《孫中山三次在廣東建立政權》。

國民黨人和早期的共產黨人有著錯綜複雜的關係。關於組織社會主義青年團的最初幾次會議是在戴季陶的上海寓所舉行的。在孫、宋結婚的時候，戴是孫的親密信徒，也是孫氏夫婦的私人至交。（後來，他成為出名的國民黨左派；再後來又一變而成極右派。）參與組織社會主義青年團的還有邵力子。他曾是孫中山的追隨者，後來參加共產主義小組，但後來又回到蔣介石陣營中去，直至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前夕再度同共產黨合作。第三位是法學家和教育家董必武，他參加共產黨後從不動搖，參加了紅軍長征，逝世前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副委員長。

1922年4月，孫中山會見的俄國人中有塞爾蓋·達林——他是“青年共產國際”派來廣州參加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的。達林當時年僅21歲，但已有幾年革命活動的經歷，併成為共產國際遠東書記處的成員。他們會談時，慶齡也在座。至於談話的主題，據達林回憶，孫中山對蘇聯紅軍的組織和政治教育特別感興趣。①

①參看《馬林在中國的有關資料》、《維金斯基在中國的有關資料》及上引威爾伯所著傳記。

很明顯，孫當時想得很多的是組建一支革命的軍隊，而不是一支只起輔助作用的軍隊。

（六）孫中山晚年思想的發展

在政治方面，新的觀念也正在孫的心中醞釀。他在同馬林會談後不久，在桂林發表的一篇演講中說：“法、美共和國皆舊式的，今日惟俄國為新式的；吾人今日當造成一最新式的共和國。”①

①達林著《中國回憶錄1921—1927》第十章“與孫中山最初的幾次談話”，第99—108頁。

關於革命的綱領，他正在走向以後在20年代中期提出的三大政策，即聯俄、聯共、扶助農工。這三大政策不可避免地不僅發展了、而且是改造了本世紀初他所提出的舊三民主義。

首先是民族主義。它最初只是反對清朝統治並謀求國家的獨立富強，辦法是實行現代化——大致相當於“西方化”。現在，民族主義有了新的鋒芒，即反對帝國主義，正如宋慶齡回憶孫中山在一次談話中所說，“‘俄國革命成功……為中國樹立了一國如何擺脫外國侵略與不公正的枷鎖的榜樣。’”①

①《實行三民主義改造新國家》，載《孫中山選集》（上卷），第437頁。

民權主義也不再把西方看作模範，這一點從前面所引孫中山關於舊式的和新式的共和國的講話中可以得到證明。

民生主義是社會一經濟綱領，它不可能不受到蘇俄的實踐的影響。孫中山對於列寧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