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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理論上的分析，而是因為他是一個革命者、不是一個改良者。他從經驗中早就認識到，中國必須先有革命，才能進行改革——和平進化是改變不了中國的。

1918年5月5日，慶齡的父親宋耀如因肝癌在上海逝世，慶齡極度悲慟。

（二）他們一生中唯一的一所自有住宅

1918年8月，孫中山和慶齡遷住上海法租界莫里哀路29號，後來這裡就一直成為他們的寓所。直到兩人先後去世。這座房子由孫的加拿大籍華裔副官黃惠龍募集資金購得，作為孫在加拿大的追隨者的禮物送給他，是孫中山、宋慶齡夫婦一生中唯一一座為他們自己所有的住宅。它現在是孫中山上海故居紀念館（新地名是香山路7號），原來的傢俱和書籍都照原樣儲存著。

屋裡的佈置簡單而高雅，表現出主人的性格和愛好。這裡主要是工作的場所，書房和藏書室佔去了大部分空間。屋旁有一塊不大不小的草地，他們在這裡招待賓客、活動身體——她會把他從書桌旁拉出來散步、玩球或打門球。孫中山有一個非華人衛士並副官馬坤（莫里斯·科恩），他是在倫敦東部貧民區和加拿大草原上成長的。據他回憶說，屋子陳設十分簡單，只有一張林肯的畫像掛在書房牆上，算是唯一的裝飾。他到上海時已有約10年沒有見到孫中山了。據記載，馬坤曾說，“許多中國男人在中年很少有什麼變化。他看起來像46歲，也像66歲，怎麼看都行。他的鬍鬚可能白了一點……但他的眼睛裡依然閃著友善的光，而且他的身材還是老樣子，既沒有大肚子，也不是特別瘦。”

馬坤在上海第一次見到孫夫人。她的高貴文雅是在馬坤意料中的，但她的美貌卻使他大吃一驚。“我見了她簡直不知道說什麼好，只是像個孩子那樣紅著臉結結巴巴地說了兩句。”馬坤很快發現她是孫中山“工作班子中最重要的成員”，“不管發生什麼事”，總是使孫中山“高興和愉快”，每晚都同孫坐在一起看書聊天，“還常常在家裡放電影”。

工休時打門球，“工作人員都同他們在一起玩”。孫同慶齡常說笑話，還彼此取笑。他隨意把球打出去，她就在旁邊又笑又喊，說他只想贏球，什麼招兒都使出來了。①孫中山另一位英文秘書李祿超回憶說，玩球時慶齡曾喊道，“小心這個布林什維克！”②這段時期，孫中山的身體情況看來很好。他自己說，“我感覺非常良好。我過去從來沒有過這樣的感覺，這是最近兩年的事。”③他過去常感腹部疼痛，多年來曾幾次應用不同的飲食療法。可能這是他後來患肝癌的先兆。但孫中山和宋慶齡這段時期在上海家中所過的並不只是“溫暖的家庭”生活。他們的寓所是進行在歷史上具有重要性的許多工作和會晤的繁忙場所。

①此電原件無疑為英文，並經宋慶齡作文字加工，但本書作者迄今未能找到。在這裡所引的中文電文據《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通史》（初稿）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54頁。這個中文電文看來是從莫斯科《真理報》所載的俄文譯文譯出的。

②關於馬坤的引語採自查爾斯·德雷奇著《雙槍科恩》，第84—85、88頁。

③引語採自馬丁·C·威爾伯著《孫逸仙——屢遭挫折的愛國者》（英文），第38頁。李祿超寄居國外多年，後回國，80年代初期在廣州病故。

在以後的一年半時間中（直到1920年末），孫中山在這裡總結以往的經驗，把所提煉出來的新認識用於指導未來的行動。他所注意的主要仍然是解決如何更好地組織武裝起義的問題——因為武裝起義是他長期使用的主要方法。但兩個重大事件——一個在國外、一個在國內——很快使他著手於一項新的、更為廣闊的任務。國外的事件就是前面已經提到的1917年俄國十月社會主義革命。影響深遠的國內事件就是1919年的五四運動，它是由兩個國外事件所引發的，一是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二是十月革命。

五四運動初爆發時是反對協約國在戰後和約中出賣中國的抗議浪潮。按照美國威爾遜總統提出的“十四點”和平條件以及高唱入雲的“民族自決”口號，中國有權期望收回德國在山東省的一切殖民權利。但在凡爾賽和會上幾個主要戰勝國分贓的結果，根據原有的秘密協議（新成立的蘇維埃政府把沙俄政府檔案中的許多秘密條約都公佈了出來），德國的這些權利不是歸還中國而是交給了日本。這樣，中國雖然參加了協約國，到頭來卻不是戰勝國之一，而成了失敗國之一。這是一次深刻的教訓。在一個帝國主義統治的世界裡，一個國家如果它的主權是不完整的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