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凱倒臺後重新召開。

（一）南下護法

孫中山有幾個月時間在上海專事研究和著述。袁世凱覆滅後，他曾經希望能夠最後地從對舊政治秩序的革命性破壞工作，轉換成建立一個現代化中國的建設性努力。但他再一次發現，時機尚未到來，還要進行更多的革命戰鬥。因此他發起了護法運動。他這樣做並非出於對1912年憲章的不適當的崇敬——他自己曾說過，這部約法中他唯一完全贊同並對之負責的條款是“主權屬於人民”。他維護約法是為了保護比之更為寶貴的東西，即得來不易的共和國。

他對北京的段棋瑞政府發出了警告。如果段政府不遵守們臨時約法》，他將建立另外一個護法政府，與之對抗。這一次，他的抗爭將不像過去那樣是在海外流亡中進行，而是要在中國本土上建立這個護法的新政府。他稍後宣佈，護法政府的目的是要用“真共和”來代替“假共和”。

因為篡權者段棋瑞依賴武力，所以孫中山也要謀求軍事上的支援。1917年7月，上海的一支海軍分遣隊共7艘軍艦宣佈起義，擁孫反段。這件事的成功同宋慶齡是有關係的。她同何香凝（廖仲愷夫人）一起，對艦隊軍官的夫人們做了許多政治鼓動工作，透過她們去影響這些軍官。

在這支艦隊的護衛下，孫中山同宋慶齡，還有一大批支持者於1917年7月6日離滬赴穗。南下的還有一百多名被段棋瑞解散的國會議員。他們很快在廣州舉行“非常會議”，決議成立護法軍政府，選舉孫中山為大元帥。

但這個政府從1917年年中成立，只維持到1918年初。它的弱點是依賴於當時控制著廣州的桂系軍閥，而後者所以需要孫中山和國會留在廣州並不是為了國家前途，而是為了使自己的名聲好聽一點，以利於割據兩廣，並獨佔煙賭兩項豐厚利藪。所以當時民間流傳著這樣的諷刺話：軍政府沒有軍隊，軍隊眼裡沒有軍政府。

不久，桂系軍閥設法賄賂一部分國會議員，把孫中山那點徒有虛名的權力也剝奪了。1918年5月4日，孫中山辭職回滬。他憤怒地指責所有南北軍閥都是“一丘之貉”①

①所有這幾封宋慶齡致梅屋夫人和梅屋先生的信都是由梅屋夫人的外孫女小坂珠訪子（小坂哲郎的夫人），經久保田博子夫人協助提供的，盛意可感。

孫中山的偉大品質在於他從不灰心。相反，他總是從每次挫折中汲取教訓。他對軍閥的幻想破滅了，他本著“知難行易”的精神去探索中國問題的更深根源。換句話說，革命需要理論。當然，這不是說他要放棄行動而去沉思默想。他不是這樣的人。對他來說，知識要從過去和現在的行動中去獲取，又用於未來的行動。

他回到上海從事《建國方略》的著述，在這一工作中，宋慶齡是他的永不倦怠的助手。為了表示感激，孫中山親筆書寫了一部送給她作為禮物。後來，宋慶齡在拍照時常常把這部孫中山的手寫稿捧在手中，作為她決心繼續為他的事業而奮鬥的象徵。

在社交和家庭方面，宋家的美國老友之一朱利安·卡爾老先生（生產名牌“達勒姆公牛”菸草的百萬富翁）來滬，同宋家重敘舊誼。查理·宋（宋耀如）一直視卡爾如父，而且他當時在上海的生意也得到卡爾的投資，所以為卡爾舉行了盛大的歡迎活動。據說孫中山曾因卡爾資助革命，與慶齡在一個公開場合對他表示敬意。在為卡爾舉行的集會上，孫中山和宋家成員一同出席，這個跡象，顯示慶齡的丈夫同她孃家的不和已告冰釋。

1917年11月發生了一個在世界歷史上起劃時代意義的事件，即俄國十月社會主義革命取得了勝利。它對中國的具有劃時代意義的重要性，孫中山很快就覺察到了。他思索的中心從中國革命黨人為什麼屢遭失敗延展到了俄國革命黨人又何以能夠成功。1918年夏，他給莫斯科的列寧發去一封熱情的英文電報（無疑是經慶齡作了文字加工的）。電報說，“中國革命黨對於貴國革命黨員之艱苦卓絕的奮鬥，表示極大的敬意；而且更希望中俄兩國革命黨團結一致，共同奮鬥。”①

①本段大部分取材於金衝及著《試論孫中山晚年的道路》一文中關於護法運動的一節。該文原載《歷史研究》1987年第1期，第57—76頁，譯載《中國社會科學》（英文版）1987年第3期。

值得注意的是，孫中山過去同外國社會主義運動的接觸主要是同第二國際的社會民主主義者有些來往，而第二國際是反對布林什維克革命的，但孫中山卻立即熱烈地響應布林什維克革命。他採取這一立場不是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