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蔣介石。4月22日，她聯署了一個給全國各地的通電，尖銳譴責蔣介石在上海的叛變。在這封通電上簽名的還有鄧演達、何香凝、陳友仁及其他國民黨左派，以及毛澤東、董必武、林伯渠、吳玉章、惲代英等共產黨人。他們在通電中指出，“一切帝國主義之工具，皆麇集於其（反共”旗幟之下，以從事反革命”，“凡我民眾及我同志，尤其武裝同志……惟有依照中央命令，去此總理之叛徒，本黨之敗類。民眾之蟊賊。”①武漢及由武漢政府領導的地區開始掀起一場聲勢浩大的反蔣群眾運動，要求深化革命，作為對反革命的最好回答。

①文森特·希恩在《個人的經歷》中說，李大釗有一位女兒同時被捕後也被殺害。本書作者最近從李大釗外孫女賈凱林處欣慰地獲悉，這是訛傳。賈在1992年3月5日的信中說，李的夫人趙紉蘭和長女星華（賈的母親，時年16歲）、次女炎華（時年12歲）均在1927年4月5日與李同時被捕，但在4月28日下午獲釋回家。次日閱報始知李已於28日上午遇害。

儘管普通民眾極為憤怒，一些以“左派”聞名的國民黨政客也發出特別憤怒的聲音，但他們中已有人在開始謀劃“退路”。他們想更多地依靠那些還在他們的旗號下的職業軍官，以保護他們自己免受來自蔣介石和群眾運動這兩個方面的可能傷害。對於工農群眾迄今為止對北伐的支援以及把革命推向全國的要求，他們是滿意的。但對於群眾的社會要求、他們有一種出於階級本性的恐懼，因為他們和他們部下的軍官都有許多親屬是地主或工廠主，而農民要分地主的地，工人要廠主大大提高低得可憐的工資，這是同他們的利益有牴觸的。

在這種情況下，作為孫中山的夫人和忠實信徒的宋慶齡不可避免地成為各方注意的中心和風暴的中心。在武漢和南京兩者之間，她堅定地站在武漢一邊。在武漢那些圖謀私利的動搖分子和勞動人民兩者之間，她站在勞動人民一邊。國民黨內各派的政客和軍人都竭力要拉孫中山這面大旗來裝裹自己。因此，如果宋慶齡反對或揭露他們，他們就必然要千方百計對她造蕩中傷，或施加威脅，或——如果可能的話——把她爭取過去。

對她的攻擊和造謠——政治的和個人的——真是無奇不有：但對年輕的孫夫人來說，對她擲去的汙泥再多，也不可能把她抹黑。

儘管她的外表看去柔弱，想要用命令（蔣介石確實對她下過一道命令）或勸說（即使來自她的家人）使她改變立場，卻是辦不到的。對她的弟弟宋子文，兩邊也都在拉他。他猶豫不決，乾脆丟下武漢政府財政部長的職責，溜到上海，住進莫里哀路宋慶齡寓所。她試圖說服他返回武漢；但他正倒向蔣介石，反而想要她也來上海，最後歸順——至少不要妨礙——蔣政權。她的妹妹美齡（未來的蔣夫人）從上海趕到武漢，一時報章盛傳她將使慶齡回心轉意，同返上海）。“很明顯，她是來把孫夫人帶回去的——把上海報紙上由主觀臆測而來的謠傳變成事實。但她在武漢沒有果多久，就一個人回到上海。”這是一位目擊者的回憶。①慶齡所摯愛的母親也來勸說，但同樣無濟於事。宋慶齡長期以來一貫的特點——對公眾的責任感大於家庭私情——絲毫沒有改變。

①中文引文據劉家泉著《宋慶齡傳》，第166頁。

關於她的家人，據有人記述，她曾說過這樣的話：“他們最看重的是安全，蔣比我能給他們更多的安全。”①但這不是她的價值觀。

①陳思蘭《歷史的註腳）（英文），第82頁。關於宋子文的動搖，尼希恩《個人的經歷》（英文）。

因此，不論是威脅還是引誘，都不能使她做出違背原則或良心的事來。（她常常用“良心”＇Conscience＇這個詞，可能是所受基督教教養留下的習慣，但以後主要的含義是指政治上的正直。）

（三）外國記者筆下的孫夫人：一位具有巨大精神力量的文雅婦女

有兩位當代美國記者記述了在1927年5—6月間（即武漢政府時期）她的言行和立場，為人們留下了不可磨滅的印象。一位是合眾社的蘭德爾·古爾德，另一位是作家文森特·希恩，當時在“北美報業聯盟”工作。

下面先引用古爾德所發電訊中的幾段。①這是一篇對宋慶齡的訪問記。她明確表示，繼續支援處於包圍之中的武漢政府（她是這個政府的成員），反對南京的蔣介石政權。她還駁斥了後者對她的造謠和攻擊——這位記者根據自己的觀察也對之作了反駁：

①見上引陳思蘭書。

“‘中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