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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把它們拉在一起。”①

①宋慶齡自重慶致美國理查德·楊，1945年2月17日。戴維斯被調到美國駐莫斯科大使館工作，因為赫爾利決心把他從中國攆走。關於謝偉思，宋慶齡的話可說不幸而言中了。調回華盛頓後他被抓起來，後來被解除外交工作，多年以後才得以復職。再往後，他才被公認為當時採取了正確的

那末，怎樣來看待羅斯福的立場和行動的變化？他起初看來是站在史迪威一邊的，後來又似乎屈服了——為此，直率的“喬老倔頭”（史迪威的綽號）稱他“老橡皮腿”，①但在撤掉史迪威職務後不久，他看來又轉了方向。有些作者把這一切看作是策略而不是軟弱。隨著戰爭臨近結束，美國取得了全世界最強大國家的地位，羅斯福要保持所有的關係和考慮所有可能的方案。他的主觀願望是：國民黨的存在有賴於美國，所以美國可以促使它進行某種程度的改革；中國共產黨如果看到美國是唯一能迫使蔣介石和解的外力，又是唯一可向他們提供戰後經濟援助的來源，會變得不那麼革命。美國的總目標是防止他們靠攏蘇聯。至於蘇聯本身，它已被戰爭弄得精力枯竭，如果在戰後的安排中給它一點“獎勵”（包括從日本人那裡得到一些在中國領土上的利益，這是俄國始終垂涎的），就可以使它不支援中共，並且它會看到同國民黨和睦相處對它有利，因為它打交道的對手還是國民黨。這樣一來，美國就可以操縱一切。

①這個詞有雙關的意思，一方面指他在對華政策上不夠堅定，另一方面因羅斯福患小兒麻痺症後雙腿行動不便。——譯者

在1945年2月雅爾塔會議（決定蘇聯對日開戰的條件）上，羅斯福的政策以及為後來的波茨坦會議制定的政策（羅斯福4月12日逝世，波茨坦會議7月舉行），包含了上面所說的一些因素。他開明、靈活、反對法西斯，但他在歷史上是個“大海軍”主義者，並且是在管理著一個從第二次世界大戰中變成的、空前未有的超級大國，因此他不可能完全沒有“由美國領導世界”的想頭。這一切的邏輯發展必然使他支援蔣介石，儘管他個人不喜歡蔣。

羅斯福在德國和日本投降之前就去世了。在中國，美國支撐蔣介石的努力到這時變得更加肆無忌憚了。美國官員中站在史迪威一邊的統統調任或回國。在史迪威時期任駐華大使的克拉倫斯·E·高斯在史迪威被召回後辭職，由赫爾利繼任。他很快就除掉了中國出生、精通漢語、熟悉中國社會的兩位外交官戴維斯和謝偉思以及其他了解中國的人。史迪威的後任魏德邁將軍也很快召回了駐延安美軍觀察組組長包瑞德上校——他的漢語流利、對中國的情勢很敏感。所有美國在華官員和軍官，以及隸屬美國陸軍管理和進行新聞檢查的美國記者都接到通知，警告他們不要做任何不利於蔣的事情或發表任何不利於蔣的報道，儘管在新聞記者、甚至在那些急於打完仗回家去的美國大兵們中間幾乎普遍對蔣感到厭惡——需要發出警告，也許原因正在於此。

在延安，在1945年4月23日一羅斯福總統逝世後不到兩星期——中國共產黨舉行了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並透過它的領袖毛澤東，發出了它自己的、獨立的聲音。

在這篇題為《論聯合政府》①的報告中，毛澤東首先指出，雖然對德戰爭已近勝利、對日戰爭的勝利也已在望，“中國現在仍然不團結，中國仍然存在著嚴重的危機。”為了贏得抗日戰爭的勝利並保證中國戰後的進步，必須實現孫中山完成革命的遺願，並以聯合政府來代替蔣介石的國民黨獨裁政府。但是國民黨內的頑固派正在“等候某一個同盟國（指美國）在中國大陸上驅逐日本侵略者到了某一程度時，他們就要發動內戰。他們並且希望某些同盟國的將領們在中國境內執行英國斯科比將軍在希臘所執行的職務（屠殺抗擊法西斯侵略者的希臘游擊隊）……企圖把中國拋回到1927年至1937年的國內戰爭的大海里去。”

①斯諾著《復始之旅》。

毛澤東又說，在世界範圍內，反軸心國的戰爭將獲勝利，但“歷史的若干暫時的甚至是嚴重的曲折，可能還會發生；許多國家中……反動勢力還是強大的。”

他在嚴肅地回顧歷史之後說，中共不會再像1927年時那樣，在毫無防備的情況下受到突然襲擊，當時國民黨當局的轉向使中國革命的勝利被葬送，並且使中國遭受了幾十年的民族災難。

他說，中共首先將為實現孫中山的理想而帶頭奮鬥。中國要獲得和保持獨立。“為一般平民所共有”、“非少數人所得而私”的民主政治將建立起來。實行“耕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