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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間茅舍改建成適當的住屋、大地上的產品能自由流通、工廠的利潤獲得合理的分配、家庭中的醫藥保育都由社會供給以前,我們的工作決不停止。……
“同志們,讓我們現在就著手工作,建立一個獨立、民主、和平和富強的新中國,和全世界的人民聯合起來,實現世界的持久和平!”①
①張瀾生於1872年,辛亥革命推翻清朝時他已近40歲,是當時革命陣營中重要人物之一;朱德和李濟深均生於1886年,在辛亥革命時都是25歲的新軍起義士兵;毛澤東和宋慶齡均生於1893年,辛亥革命時快20歲;劉少奇生於1898年也有十多歲;只有高崗生於1905年,還是個少年。呂《在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上的講話》(1949年9月),《宋慶齡選集》,第190—192頁。
她的革命理想中的所有一般性要素——民族的和社會的——在這個講話裡都表達出來了。她對婦女的特殊關切則反映在政協婦女委員的專門會議中。
1949年10月1日舉行開國大典。在天安門城樓上,宋慶齡站在毛澤東、劉少奇、朱德和周恩來(新任總理)旁邊,30萬群眾聚集在宏偉的天安門廣場上。當毛澤東莊嚴宣佈“中國人民已經站起來了”時,她激動萬分。她同其他領導人一道檢閱人民解放軍威武雄壯的隊伍,長長行列中的坦克和大炮都是美製的、從國民黨手裡繳獲的。這有力地顯示出,中國革命在經歷了長達一世紀的辛苦和犧牲之後,任何優良的軍事裝備都不能阻擋它走向勝利。
第二天,她主持了中國保衛世界和平大會成立大會並當選為會長。10月5日,她又主持了中蘇友好協會總會成立大會。這兩次活動標誌著她在這個新國家裡除了擔任崇高的政治職務外所要發揮的主要作用——人民對人民的外交。這是她所熟悉的領域,當革命還處於受壓迫和受打擊的時候她就開展這方面的工作了。
10月10日,她回到上海——以後很長時期內她經常來往於京滬兩地之間。顯然,她希望在新中國和在舊中國時一樣,保留她在上海的住宅,因為上海是她的出生地、她的家、在她以往的歲月裡帶給她這麼多的歡樂和哀愁的地方、也是她進行過這麼多戰鬥的地方。她特別關心的是要繼續進行中國福利基金會(1950年8月15日起改名為中國福利會)的工作。現在,它的經費來源不用再靠在國內外進行募捐,而是由人民政府撥給。以前,它的任務是在本地挽救生命並鼓舞民心、開展初級教育,以準備迎接上海和全國的新生。在新的條件下,宋慶齡規定它的方針任務是在婦幼保健衛生、兒童文化教育方面進行實驗性、示範性的工作,為全國其他地方提供範例和培訓場所。
11月9日,她在上海人民廣播電臺發表題為《華北之行的印象》的講話,一部分內容前面已經引述。她極為深刻和動人地表述了她個人的感受:
“我可以告訴你們,我這次到達北京時的感覺,和我在一九二五年時所經歷到的。真有天壤之別。那時候,這歷史的古城是各國帝國主義的基地,也是孫中山不幸逝世的地方。現在,這個城變成了人民的講壇,我們聽到了人民聲震雲霄的洪大的呼聲。它是新中國的誕生地。北京立刻使人感覺到是一個充滿了廣闊偉大的思想,影響到四萬萬七千五百萬人民的城市,到那裡去的人,會感覺到歷史的意識和情調;但是,這種意識和情調,不是從中國古老的事物所產生,而是今日中國的建設和未來中國所產生的。每一行動、每一步驟,都有巨大的意義。當你在會議廳裡或是議事室裡聽到發言時,你就知道他們正在為中國人民創造一個新的文明,這種新的文明不僅影響到每一箇中國人,並且影響到世界上的每一個人。想到這些言論會立刻變成行動,傳達到我旅途上所經過的各個地方,一直傳達到我們國境外人民依然被剝削壓迫的每個地方,真使我心裡愉快。”
她說,在北京有兩樁事情是“最使人感動的”。“第一樁是毛澤東主席宣佈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這是一個非常莊嚴的典禮。……回憶像潮水般在我心裡湧起來,我想起許多同志們犧牲自己的生命換得了今日的光榮。連年的偉大奮鬥和艱苦的事蹟,又在我眼前出現。但是另一個念頭緊抓住我的心,我知道,這一次不會再回頭了,不會再倒退了。這一次,孫中山的努力終於結了果實,而且這果實顯得這樣美麗。……
“第二樁……(開國)典禮是在北京天安門巨大的廣場上舉行的……一片跳躍歡呼的紅色的海。全城的人民都出來參加了……工人、農民、教育工作者、學生、公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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