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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動的發展超越了原來規定的範圍時，她說，她對於正在發生的事情無法理解。①

①據李雲說，宋慶齡在給她的信中曾流露出這種懷疑，但這些信件在“文化大革命”中散失了。本書作者於1985年7月15日訪問了這位曾在30年代在宋慶齡身邊工作過的老同志。

1957—1958年的“大躍進”（它預示以群眾為動力的高速度工業發展）和“人民公社運動”（它預示更快地從社會主義進入共產主義），像對許多人一樣，在開始時也使她很受激勵。之所以如此，主要是因為這是毛澤東發出的號召，而歷史證明他在中國革命許多關鍵問題上的決策都是正確的。她當時那種激動的情緒從她的文章中可以看到，也可以從她在北京寓所後院進行“土法煉鋼”這一事實中看到。

但在1959年的“反右傾”運動中，她無法理解對彭德懷元帥的處理①。彭從紅軍時代起就是一位出色的指揮員，而且最近還率領中國人民志願軍赴朝作戰，取得勝利。但現在他不但被撤銷了領導職務，還在政治上捱整。他唯一的“罪狀”就是要求黨的領導（透過嚴格的黨組織渠道）注意到“大躍進”和“人民公社運動”的消極面，造成許多人筋疲力盡、更加貧困。②

①同注10（李雲的談話）。

②參閱《彭德懷自述》，第281—287頁。

概括說來，她完全贊同鞏固革命勝利的成果以及在1956年前為使中國的經濟和社會走上社會主義道路而採取的各項步驟。但以後那些以老革命者和老盟友為目標的不分青紅皂白的極左的運動，使她深感憂慮。

但這絲毫也不意味著她的信念有任何動搖，這一信念就是：建設一個社會主義的中國是正確的和必要的，而要完成這一任務只有在共產黨領導之下才有可能。在1960年代的初期和中期，她越來越多地強調這些觀點、強調以馬克思列寧主義作為思想和行動的指南。

（三）申請加入中國共產黨

現在來談一下在這些年裡她同中國共產黨的關係。人民共和國成立後，重大方針政策都是中共提出的。每一重大方針政策交給政府討論和公佈之前，黨的一位最高領導人（通常是周恩來總理）總會先去向她通報決策的內容和根據，並徵詢她的意見。這一作法是出於對一位始終如一的至友和共同戰鬥的夥伴的尊重，儘管她不是共產黨員。

1956年9月，她接到特別的邀請，列席中國共產黨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人民共和國建立後第一次）並在大會上致詞——她是唯一的一位在大會上發言的非共產黨人士，八個民主黨派和無黨派的人士只是聯名向大會致送了書面祝詞。

她首先祝賀黨“在過去的每一個階段的革命鬥爭中所取得的輝煌成就”。接著，她說：

“像我這樣一個非共產黨員，能夠列席這次具有歷史意義的大會，這是我畢生中感到最光榮和最愉快的事。

“十天來，我在這裡列席……受到很大的鼓舞……

“中國人民積了幾十年慘痛的經驗教訓，終於在中國共產黨正確的領導下，很快地解脫了帝國主義的束縛，消滅了封建主義，取得了社會主義革命的決定性的勝利。經過兩次革命，我們已經推翻了那人吃人的剝削制度而站立起來。這在人類歷史的程序中，再一次樹立了一個偉大的里程碑……沒有黨的領導，我們的勝利是不可能的。”“歷史是人民創造的。中國共產黨……從不脫離群眾。中國共產黨在愛國主義的旗幟下，聯合所有民主克服，建立了統一戰線和人民政府。它運用這個國家政權的力量，肅清了反革命分子，恢復了國民經濟，為建設社會主義社會鋪平了道路。

“……在中國共產黨建黨以來三十五年間，很大一部分人類已經脫離了帝國主義的束縛而走上社會主義的道路。我深信，將來，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終於會成為全世界的一種通行的社會制度。……”①

①《在中國共產黨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致詞》（1956年9月26日），《宋慶齡選集》，第364—366頁。

宋慶齡本人在1957年4月——當時中國革命已堅定地走上社會主義道路——曾向當時在黨的領導人中排名第二的劉少奇表示了入黨的願望（據劉的遺孀王光美后來發表的回憶文章）。在黨中央討論了她的這一要求之後，劉少奇和周恩來親自去看她，轉達中央的意見。他們告訴她，“你暫時留在黨外對革命所起的作用更大些。你雖然沒有入黨，我們黨的一切大事，我們都隨時告訴你，你都可以參與。”①據說，周恩來講過這樣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