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句話，“在中國有百萬共產黨員，但只有一個宋慶齡。”②

①王光美《永恆的紀念》一文載《宋慶齡紀念集》，第185—193頁。

②所引周恩來的話曾廣為流傳，但本書作者尚未找到書面材料。

在這一年稍後一些時候，黨對她的尊重有了更進一步的表示。根據毛澤東的提議，她被邀參加由毛澤東率領的中國共產黨代表團，於11月間赴莫斯科參加慶祝十月革命四十週年及各國共產黨和工人黨會議。（代表團成員中有鄧小平、彭德懷和楊尚昆等）

在莫斯科勞動人民的一次紀念大會上，她在講話中回憶1927年對莫斯科的訪問：

“三十年前的十月革命節，我也曾經同你們在一起。我的心情是沉重的。我為了抗議對孫中山遺囑和中國革命的背叛，被迫離開了我的國家。但是，當我一踏上了蘇維埃的土地，我就知道我們的事業並沒有全部失敗。蘇聯人民的鼓勵使我確信，我們的革命雖然當時處於低潮，但是它會再一次高漲起來，人民是會勝利的。而在今天，我國人民在共產黨的領導下，已經取得了革命勝利，正在進行社會主義建設……”①

①《人民日報》，1957年11月9日。轉引自《宋慶齡年譜），第272頁。

在這次聚會上，正如上一年在中共“八大”上，她會見了許多外國共產黨的領導人，其中有一些是她所一直敬仰的，如西班牙共產黨女領袖、筆名“熱情之花”的多洛雷斯·伊巴露麗。

在回京後給本書作者的熱情洋溢的信①中，她著重談了兩點。一是中國革命的偉大和特點。在各國黨代表團中，只有中國黨代表團有非黨人士參加（除宋慶齡外還有詩人、學者郭沫若和小說家茅盾）。這一點說明“中國人民在當前時期的高度聲望以及中國革命的特殊條件。”二是她對於社會主義在全世界發展的熱切期望：

①宋慶齡致愛潑斯坦，北京，1957年11月30日。

“六十四個黨的聯合宣告讀起來是不是有點像第二個《共產黨宣言》？它必然會產生同第一個宣言一樣的影響——激勵全世界人民為社會主義和真正民主而奮鬥。”

她這一次帶回來送給本書作者的禮物是經過挑選的回憶列寧的書籍，一本本都是厚厚的，還附有許多插圖。

（四）人民外交

在這些年裡，宋慶齡在公共生活中的越來越重要的（有時成為主要的）工作是人民與人民間的外交。

她在這方面的工作有幾個不同領域。她努力促進中蘇友好，擴大和加強同現在稱為“第三世界”的亞、非、拉美國家的友誼紐帶。她積極從事於世界和平運動。她還培育並準備在新的基礎上重建同西方（特別是美國）及日本人民的聯絡，這種聯絡現在暫時大大削弱了。她還特別有意識地開展中國同外國婦女界的聯絡。在這些不同領域中，她在亞洲的工作是最為突出的。她在這方面的工作無一不得到周恩來總理的一貫支援和配合。

＇亞洲及太平洋區域和平會議＇

她從1949年新中日成立以來就開展的人民外交在1952年在北京舉行的亞洲及太平洋區域和平會議上得到了最好的體現。參加這個會議的有來自亞洲、澳大利亞、北美、中美和甫美共37個國家的400名代表。宋慶齡作為東道國中國的代表團團長，致了開幕詞①。

①《動員起來！為亞洲、太平洋區域與全世界的和平而鬥爭！——亞洲及太平洋區域和平會議開幕詞》（1952年10月2日），《宋慶齡選集》，第315—321頁。

帶著強烈的歷史責任感，她一開始就把這次會議同上一次會議作了對比，在上一次會議上她也擔任中國的首席代表。她說：

“這是在中國舉行的第二次保衛和平的國際會議。這次會議比起前次會議來，有著顯著的不同……我想把一九三三年九月間我們在上海為和平而鬥爭的情況，和各位簡單談一下。①

①有關1933年在上海舉行的反戰大會，本書第十三章有詳細敘述。

“那時候，日本已經強佔了中國的東北，而且準備用它作為基地向我們全面進攻，然後向亞洲及太平洋區域發動進攻。……（中國的）反動政府在帝國主義國家支援之下，實際上是在慫恿著侵略者。同時它已對中國南部的人民解放區發動內戰，並且向全國其他地區的人民施行白色恐怖。……反動當局……從各方面向我們（籌備和平會議的反帝大同盟中國支部）進行迫害、恐嚇、阻撓和誹謗……沒有人敢把會場租給我們。反動當局不準反帝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