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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租界之權。宋慶齡分享了人民的喜悅，但告誡大家，正式宣佈撤銷這些對中國的不公正待遇只是開始。第一，這還不意味著中國在政治、軍事、經濟和文化等方面都已獲得平等。“要使經濟與文化臻於平等的地位，非外交談判所得為功，必須國人從多方面奮發猛晉，始得實現。”第二，英、美雖宣佈取消特權，但它們過去享受這些特權的地方“尚淪陷於日寇之手，故非將敵人驅逐出國境，則不惟特權無法收回，而淪陷區同胞呻吟於敵偽雙重壓迫之下，仍將不獲享受此等新約所子我們平等解放的保證。”第三，“總理遺囑，所期待於國人者兩事：其一是廢除不平等條約，其二是召開國民會議。餘深信在抗戰建國過程之中，國際關係已趨平等之後，國民精神必日見其發皂，民主精神因抗戰建國而必日見其發揚。”①

①宋慶齡1941年9月14日及1942年11月7日自重慶致紐約格雷斯·格蘭尼奇夫人函。“萊培”是對博戈莫洛夫任蘇駐華大使時的使館武官利帕寧將軍的暱稱。

象通常那樣，她一再引證孫中山的遺教。但國民黨對孫中山一向是隻在口頭上、而從不在行動上尊重，所以宋慶齡的宣告國民黨的報紙都不予發表，只在中共的重慶《新華日報》上刊載。

（二）恢復保衛中國同盟

在這段時間裡，1942年8月，她在重慶恢復了保衛中國同盟，開始時只有兩個人幫助她工作。一個是廖夢醒，香港時期的親密同事之一。日本佔領香港後，她和母親何香凝、葉挺夫人由中國共產黨地下組織援救脫險，進入內地。經周恩來指派，她現在又在重慶幫助宋慶齡工作。另一位是王安娜，王炳南的德籍妻子（王炳南是周恩來在這戰時首都進行外事工作的得力助手）。

保盟在香港的一些工作人員後來慢慢地都來到了——有人經歷了極大艱險。如邱茉莉和本書作者是從一個外僑集中營中逃出來的（兩人後來結為夫婦），但有人卻不那麼幸運，如名譽秘書海彌達·沙爾文一克拉剋夫人就一直被囚禁在那裡。傑姆斯·貝特蘭參加了香港的保衛戰，被關進了在日本的戰俘營。名譽司庫諾曼·弗朗士在參加香港城防志願隊作戰時犧牲了。保盟在香港時期的主要支柱之一的廖承志，曾組織力量使數以百計的進步愛國人士從日本佔領下脫險，但他自己在進入國民黨統治區後卻被逮捕，關在以殘酷著稱的國民黨上饒集中營，直到抗戰勝利後始獲釋。保盟其他成員和同事，包括金仲華、柳無垢和許乃波等先後進入國統區或解放區，但不久都到了重慶。奧地利的魏璐詩過去在上海時認識宋慶齡，也幫助過她工作，這時到內地來教書和工作，成了保盟的一個新成員。此外還有約翰·伯特·福斯特（關於他下面還要提到）。①

①原載重慶《新華日報》，1943年1月29日。轉引自尚明軒等編著《宋慶齡年譜》，第135頁。

經過宋慶齡堅定不移的努力，並得到中共和八路軍駐渝代表周恩來的積極支援，保盟不但恢復了，並在新的條件下得到了發展。

重慶的環境比香港困難多了。國民黨的種種限制使保盟不能有一個正規的辦公場所，也沒有地方來承印它的出版物，只能在宋慶齡寓所的起居室裡開會和工作。對捐贈者的報告只能一遍一遍地用打字機打出若干份來，或者把稿於設法送到國外去，請友好團體代印。有一個題為《在游擊戰中的中國》的年度工作總報告就是1943年由紐約的援華委員會印行的。宋慶齡為這個報告寫了一個引言《給中國在海外的朋友們的公開信》①，分析世界和中國的形勢並再次闡述保盟的任務。

①《在游擊戰中的中國》（1943年在美國印行的保盟工作總報告）所列在重慶常駐的委員會名單如次（以姓氏英文字母為序）：瓊·斯塔厄福思·貝克爾，蘇西·陳（陳翰笙夫人顧淑型），伊斯雷爾·愛潑斯坦（本書作者），邱茉莉（本書作者妻子，已故），約翰·福斯特，許乃波，廖夢醒，王安娜。（瓊·貝克爾是曾在西班牙“國際旅”服務的德國醫生羅爾夫·貝克爾的英籍妻子。）

關於世界形勢的變化，她寫道：

“這是我第三次向你們講話了。……第一次講話是五年前。……當時我請求你們幫助中國，因為中國是‘世界各國人民反法西斯侵略和反對黑暗的偉大斗爭發展為公開戰爭的戰場之一。’我說過那是‘由於中國人民象西班牙人民一樣，拒絕投降，因此連慕尼黑協定也沒有能夠使法西斯的浪潮淹沒世界。’

“那時你們和我都不能預料到，由於許多國家目光短淺到令人難信的地步，光榮地戰鬥著的、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