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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就是在這樣的地方，經過耐心的革命的群眾工作；

“現在，邊區的婦女……不僅比得上男子而且時常超過男子。在民主自治制度之下，婦女們參加了各種行政的工作。她們是男女村民投票選舉出來的。婦女擔任縣長、鎮長和村長是很平常的事。單在陝北，就有二千名婦女被選舉擔任地方行政上的各種職務。……

“到過這些區域的人，都會談起那裡的婦女在生活的一切方面所起的作用，她們如何在戰爭中擺脫了過去的封建黑暗而得到一種嶄新的地位。對於中國其他地區的婦女來說，這種地位只有在將來才會達到。”

各地的中國工業合作社（“工合”）對於婦女的地位也發生了很大的影響。透過“工合”，來自武漢的紡織女工教會了兩萬名軍屬、難民和農婦生產毛線。“工合”的婦女組織者們顯示出她們是能幹的，在戰爭緊急情況下是英勇的。

但從全國來看，同令人振奮的1937—1938年抗戰初期相比，出現了危險的陰雲。

“……我們統一戰線的情況已經大大地惡化了。……那些在抗戰開始以後消聲斂跡的反動分子，現在又能夠抬起頭來，大事活動來取消人民在四年戰爭中所贏得的民主果實。這種過程再一次地證明了婦女的地位是與進步和落後勢力的消長有極密切的關係的。……例如，郵政局突然宣佈不再僱用已婚婦女。女青年會的農村教育計劃也停止了。……指導委員會本身……引起了特務……的注意。”

對於居統治地位的國民黨具有典型意義的是一份它為召開婦女工作領袖會議而發出的正式文告。這份文告勸告婦女們加強組織、提高個人技術、加入國民黨並生育更多的孩子，但告誡她們“如果每一個婦女，都力圖參加政治，那是很有害的……”

宋慶齡尖銳地指出，這是“一方面要求婦女有同樣的成就，但另一方面卻不給她們以平等的權利。不消說，這種觀點既違背了孫中山的主張……也違背了中國所艱苦贏得的整個進步趨向。”

儘管如此，她響亮地宣佈：“我國婦女們的覺醒僅僅是在開始。”

“我國婦女的鬥爭史不允許我們相信，她們將來會有一天聽任民族敵人或者國內的社會反動勢力奴役她們。只有擴大民主，包括婦女權利在內，才能取得抗戰的真正勝利。……婦女在遍及全世界的法西斯恐怖和戰爭中，受到的痛苦甚至比男人還深。當打退了侵略而取得勝利的時候，中國婦女將與各國婦女站在一起……使將來的一切都向前發展。”

1942年6月22日是蘇聯反法西斯戰爭一週年。宋慶齡出席中蘇文化協會（國民黨所屬半官方機構）舉行的紀念會，一同出席的有共產黨人和左翼文化人鄧穎超、郭沫若和史良等。她在講話中強調指出，蘇聯所以能夠取得勝利在於全民團結一致。這顯然是為了反襯出中國國內團結的被削弱，間接地對國民黨分裂抗日統一戰線加以批評，而對左派要求加強統一戰線則加以讚許。

在她留居重慶的幾年裡，遇到蘇聯的一些紀念日和慶祝活動，她總是同左派人士一起出席。她對蘇聯及其反法西斯戰爭的支援是一貫的、堅定的，體現了她對孫中山“三大政策”中的“聯俄”一項的堅決繼承。她很高興地知道那邊的朋友們在盡他們的努力。如在一封信中寫道，“萊培”現在“是個大人物了，統率著一支大部隊……”。①但她沒有忘記那些在30年代後期被清洗的人——他們已經不再能參與戰鬥了。她在另一封信中說，現任蘇聯駐華大使“不像（前任）博戈莫洛夫那樣討人喜歡……看來我們認識的那個博戈莫洛夫已不在人世——在維希②和倫敦的那個（博戈莫洛夫）儘管名字也是季米特里，卻不是同一個人。”③

①這支婦女服務隊的全稱是“上海勞動婦女戰地服務團”，團長是胡蘭畦，關於她的情況在前面的幾章中均曾述及。本書作者曾在抗日前線見到過她。

②1940年6月納粹德國攻陷法國首都巴黎，以貝當元帥為首的法國政府向德投降，使將此賣國政府遷至法國中南部城市維希（故又稱維希政府）。——譯者

③同下注。

1943年1月下旬，她就英、美兩國正式宣佈取消在華特權發表宣告。這些特權是自鴉片戰爭以來簽訂的不平等條約中規定的，主要是治外法權（各該國國民在華不受中國法律管轄），英國還有在若干中國城市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