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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說，描寫一個心地善良的懶人，他讀了很多書，但什麼也不做。慶齡開玩笑地把她自己比作奧勃洛莫夫。實際上，作為奧勃洛莫夫的對立面，誰也趕不上她。是不是波特溫夫婦最早介紹她讀了《奧勃洛莫夫》，並且認識到——就像當時進步的俄國人所認為的那樣——“奧勃洛莫夫主義”是一種必須避免的禍害。

她對1904—1905年的日俄戰爭及1905年的俄國革命又有什麼反應呢？這兩個事件發生的時候，她還在上海，但已到了基本懂事的年齡，而這兩個事件當時在有思想的中國人中是引起了巨大反響的。兩年以後，她就在美國遇到了波特溫夫婦，如果他們真同俄國有關係的話，那末他們在同她的談話中一定會提到這兩個事件。這是又一有待研究的領域。

我們迄今所能得到的唯一的、但十分間接的證據是孫中山和宋慶齡在上海莫里哀路寓所的英文藏書中有關於1917年前俄國反對沙皇的叛逆者的書——左翼社會革命黨人瑪利亞·斯比裡多諾瓦的傳記，老布林什維克維拉·菲格納的回憶錄，這兩人都是女性，很可能引起了宋慶齡的興趣。

對孫中山和他那些親密的追隨者來說，俄國1905年革命當然被看成是重要的事件。在日本出版的同盟會機關報《民報》對之曾有許多報道和評論。此後，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孫中山同在日本的反對沙皇的政治流亡者始終保持著友好的聯絡，其中有經歷極富傳奇色彩、精通多國語言的波蘭人尼古拉斯·魯斯爾博士（本姓蘇濟洛夫斯基）。他是一位曾在瑞士上學的醫生，一個在個人性格上和政治上都永不屈服的人。他曾組織過造反學生的“基輔公社”，被流放到歐洲；後又因參加民粹黨人的革命活動被流放到西伯利亞，後來居然勇敢地設法越過白令海峽到阿拉斯加，然後到舊金山，又到夏威夷。在夏威夷王國倒臺至美國兼併前這段短暫的政治真空期內，他曾出任夏威夷參議院院長，其後又到日本和中國。①人們會猜想，宋慶齡是否有可能同這位愛好冒險、會說英語的人物見過面呢。

①本世紀20年代，當本書作者還是孩子的時候，碰巧遇到過魯斯爾，那時他已年過七十，在天津行醫。據說他年輕時在西歐求學，曾見過馬克思和恩格斯，並同他們談過話。在這樣一些偶合中，遙遠的歷史似乎變得貼近了。

到此為止，關於青年宋慶齡的背景和所處環境（生活環境及國際環境），已經敘述——有些只是揣測——得夠多了，足以使讀者對她獲得一個比較寬廣的視角。

現在繼續往下寫她的生平事蹟吧。

第三章　回國和結婚；1913——1915年

宋慶齡1913年自美返國途中，於8月29日抵達日本橫濱。在第一章最後曾提到，她帶了一封給孫中山的信，這封信大概她一到就轉送出去了。9月16日，她的父親和姐姐靄齡帶她到東京去見孫中山。這時宋耀如正同這位民國的締造者一起流亡，並主要在理財方面幫助孫中山計劃進行一次新的革命。靄齡在當孫中山的英文秘書。在後來的10天裡，慶齡同家人一起去看了孫中山七次，每次呆上幾個小時。這樣，她熱切地、很快地開始熟悉孫中山進行革命工作的環境和需要。

當時，日本外務省的密探偷偷地監視著孫中山的每一個行動和他所接觸的每一個人。這些密探的報告清楚地紀錄著慶齡她們來訪的次數。①在辛亥革命之前，孫中山和他的追隨者多次流亡日本，有些時候日本政府的態度不錯、甚至對他們表示容忍。現在態度變了。就在這一年早些時候，孫中山代表民國政府率領官方的鐵路考察代表團訪日，還受到公開的歡迎；現在卻看不到一絲這樣的表示了。他現在只是一個不合時宜的客人、一個正被袁世凱通緝的逃亡者，而東京則正在同袁勾搭，並且很可能把收集到的關於孫中山的情報送給袁。不僅孫中山的活動和計劃處於危險之中，他的生命也是一樣，因為袁世凱的殺手一直在追蹤他。

①據日本外務省檔案“政治部分（1）”、編號MT103，內有1913年9月16至25日的特務監視報告。這些材料是久保田博子夫人發現並在日本印行的。她是一位孜孜不倦的宋慶齡研究者，曾在日本刊物上發表過許多有價值的材料並慷慨地把這些材料提供給本書作者。

根據1914年1至3月的日本監視報告，宋慶齡又多次來到孫中山的寓所（也就是他的辦公室）並且在有一次孫患病時幫助看護他。在這樣的環境下，她對孫中山的工作、個人品格和生活方式都有了更深的瞭解以及隨之而來的同情和敬慕。

孫的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