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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查理對中國人愛國心和自尊心的維護可能部分地是出於對當時正在升級的對在美華人迫害的反應。在以前幾十年間，大量華人被運送到太平洋彼岸去修築橫跨美洲大陸的鐵路或開礦。現在他們被趕出一切行業，只能開洗衣作坊或種菜出賣；在許多西部城鎮，他們被毆打、虐殺。

1882年，當宋查理還在美國唸書的時候，美國國會透過了種族主義的排華法案。表決時201票贊成，37票反對，另有51人根本不把這事放在心上，沒有來開會。贊成的國會議員們不僅來自反華的西部各州，也有來自南方各州的（宋在南方唸書）。

事情正好是迴圈了一圈。1868年，美國還需要中國勞工時，以“行動自由”是“一種人權”為名，迫使清廷取消了往海外移民的禁令（儘管絕大多數華工遠涉重洋都是由於外國募工者的強迫或欺騙）。現在，時間只過了16年，最繁重的體力活（如修築鐵路）都已幹完了，“行動自由”就被遺忘了，門被關上了（特別是對東方人），而對於已經在美國的中國人來說，生活變得非常苦痛，他們只能“自願”離去。

來在美國期間，除了一些微不足道的受氣的事之外，他自己沒有受什麼罪。儘管有許多美國人對他友善熱誠（這是他會銘記在心的），他對其他華人的悲慘遭遇是不可能視若無睹的。回到自己的國家裡，他的感受也沒減弱。他回國的那年，即1886年，在中國爆發了一場反對教會的運動，以報復美國對華人的虐待。在北京的外國外交官們，像他們在那時習慣所做的那樣，以威脅態度要求中國朝廷進行鎮壓。1887年，媚外懼外的清廷下令中國人須“與基督教士和睦相處”。宋查理在範德比爾特大學一個同學步惠廉的兒子詹姆斯·伯克這樣寫道，“美國教會稱讚中國方面‘志願’實行宗教信仰上的容忍，但美國卻仍然讓中國居留民去忍受暴徒們的肆虐，且不說用排華法案去羞辱中國”。①由於這些原因，“宋查理”從來沒有表示過想再到國外去居住的念頭。儘管他決心讓他所有子女去美國上大學，他卻從不鼓勵他們中任何一個人在國外定居。相反，當子女們在國外留學的時候，他總是想盡辦法使他們瞭解國內的事情，有時寫信、有時寄剪報去。他這樣做是為了使子女們產生對中國偉大過去的崇敬之情，為它當前所受的羞辱和所處的落後狀態感到不滿，並且相信只要取得進步，中國的未來仍將是偉大的。

①同注1。

他肯定是不願意讓他的後代完全變成洋人的——特別是那種揮霍成性的洋人。當他發現在某個子女身上有這樣的苗頭的時候，曾大發雷霆，對他的一個朋友說：“別送你的孩子出國。他們回來就什麼都看不上眼了。……‘爸爸，我們為什麼不要一所大一點的房子？爸爸，我們為什麼不裝修一間現代化的浴室？’聽我的話：把孩子留在國內。”①

①西格雷夫著《宋家王朝》，第138頁。又埃米莉·哈恩著《宋氏家族》（英文），第65頁。

在上海，正如他同教會頭頭們打交道的經歷所顯示的那樣，他遇到了曾在美國見過但卻以另一種更加駭人聽聞的形式出現的雙重標準。在這裡，他沒有在美國那末多的外國朋友，而外國人那種自以為高人一等、對中國人頤指氣使的態度更難令人容忍——因為這裡究竟不是他們自己的國家。雖然他不排外，他的民族主義思想加上他渴望中國在世界上獲得平等地位，使他成為一箇中國現代化的促進者。他對基督教的信仰仍然保留著，但這使他只是越來越緊密地同中國的基督徒聯結在一起，而同外國傳教士的關係卻越來越疏遠了。

這位年輕中國傳教士在上海早年的日子是不容易熬的。他很窮，穿著從國外帶回來的洋服，顯得“怪模怪樣”——而且這些洋服也越穿越破舊了。實際上有些中國人把他當成洋人。一外國人把我作中國人對待，而在這裡，中國人卻說我是個外國人”。據記載，他對美國老同學步惠廉訴苦時就是這樣說的。①他佈道時，別人幾乎聽不懂，因為這裡的方言同他的海南話完全不一樣。他到一個“上等家庭”去教英文，但因為他的樣子同中國傳統的碩學大師的形象太不一樣，學生們就在背後取笑他。（他當時教過的學生中有一位是後來備受西方政界和學界尊崇的中國學者和外交家胡適博士。）

①同注1。

在上海，有一件事情對他的未來起關鍵作用，那就是他同在波士頓碰到的兩位留學生牛尚周和溫秉忠保持了友好關係。他們帶挈他同城裡一些富裕的中國基督徒家庭相識，特別是同倪家（牛、溫兩人都娶了倪家的姑娘）。這個倪家同當地一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