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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82年，宋耀如轉學到田納西州納什維爾市的範德比爾特大學，1885年畢業。他靠做工唸完大學，有時編織吊床出售，這種手藝是他在船上學會的。在那個時候，像這樣的事情，出身高貴的中國留學生是不會做、也不想去做的。他沒有這種階級觀念。他從小種過田，當過學徒、水手和印刷工人，知道怎樣使用自己的雙手，並且也喜歡勞動。

在精神上，這個壯實的客家人已在拋棄中國農民的某些封建的恐懼心理。在美國大學裡流行老生欺侮和戲弄新生的做法，有時用的手段相當殘酷。有一次，幾個老生在萬聖節前夕①想嚇唬這個新來的“異教徒”——這裡面除欺侮新生外還帶有一些“白人至上”的思想——乘他晚間回來之前，在他房裡掛了一些鬼怪形狀的燈。他回房時猛一看到這些眼睛和嘴巴都噴火的鬼怪確實嚇得全身發毛，但很快就鎮靜下來，舉起雙拳向這些“妖魔”打去，發現只不過是一些用南瓜皮做的東西，就笑著走開了。等在那裡看笑話的老生們先是感到失望，後來轉而對他尊敬起來。以後，這成了宋耀如最喜歡講給子女們聽的故事之一，並透過這個故事使他們懂得永遠不要屈從於想象中的恐慌心理。雖然他對新的宗教信仰是虔誠的，但他是一個“堅強的基督徒”——而不是一個俯首帖耳的人。

①萬聖節前夕指10月31日夜晚。萬聖節（又作“諸聖日”）本為基督教節日，現成為青少年兒童縱情玩鬧、以惡作劇或化裝素要禮物的時節。——譯者

這樣，到了19世紀80年代。他的個性和觀點日趨複雜，就同他所處的時代一樣。他到美國的時候是一個窮困的中國移民，但他突破了他們的模式，去尋求並獲得了接受西方教育的機會。不論是比年歲大的農民出身的移民或者是比高貴出身的新式留學生，他有一點是勝過他們的，那就是他完全置身於美國人的日常生活之中。在威爾明頓或在納什維爾，他沒有一箇中國人可以交往。

（三）民族尊嚴和西方教養的矛盾

也就是在這樣的情況下，他走上了在19世紀的美國最能依靠自己創業的那些人的奮鬥道路。但在這裡也存在著一種差別，那就是在他自己意識中或在別人看來，他仍然是中國人。

這些矛盾在1886年（畢業的第二年）他回國的問題上急劇地表面化了。在大學裡，同學們都喜歡他。有一個美國同學回憶道，“他腦子靈，力求準確而流利地使用英語，通常充滿機智和幽默，脾氣也好”。但一位虔誠的教授卻找出了他的毛病：“看不出他對宗教有任何認真的興趣。”但範德比爾特大學的頭頭腦腦們對他的興趣所在正是要他作為一個宗教上的改宗者去向其他的中國人傳道。校長馬克諦耶主教——他同時負責南方衛理公會在中國的教會工作——堅持要把他儘快地送到上海去傳教。

宋耀如自己在他的保護人卡爾的支援下卻有另外的想法。他想繼續去學醫，然後作為一名教會醫生回國。但馬克諦耶不需要他作醫生，也不願意他過多地受教育或過多地美國化。他對上海的教會作了透徹的指示：“在他到中國人中去努力工作之前，不要把他身上那種‘中國佬’的味道都磨乾淨。”他還寫道，不要讓來去當教師（雖然這是早先答應過的），而是讓宋當一個名副其實的定期巡迴傳教士，“沒有轎子就走著去”。他又進一步堅持只付給宋一個當地僱傭的中國人的工資，比一個只念過中國書的人還不如，雖然宋有一個美國大學的學位而且是從美國派下去的。馬克諦耶帶著一種吝嗇加偏見的情緒寫道，這樣做是為了保證不把宋慣壞，成為一個“失去了民族性的中國佬，除非得到非份的報酬就不滿意、不舒服……”換句話說，來不但應該被置於“中國佬”的地位，並且不許有任何“傲慢”的想法。

就這樣，宋被派出去傳教，每月報酬只有15美元，傳教的地方是上海郊區農村，那一帶的方言他還聽不懂。即使他想先回一趟海南去看望十年不見的家屬的請求也被專橫地拒絕了。①

①後來有一年夏天他回了一趟海南。一位親屬在事隔數十年後形象地回憶道，當年因氣候悶熱，他常躺在家中草屋旁邊棕櫚樹下乘涼，用一張芭蕉葉子當扇子。

但這個年輕人不是馬克諦耶主教或當地教會首腦林樂知（艾倫）博士所能輕易馴服的。宋查理在給美國一個朋友的信上寫道，他不願意被人看作“不忠誠的衛理公會教徒”。但他接著寫道，“當時機成熟的時候，我將打掉目前這位上級以權威自居的態度……以及他對本地牧師的憎惡態度……他就是那個無視我一切應得權利和平等地位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