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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典型的說法是西格雷夫在《宋家王朝》中所寫：“宋查理臉色鐵青，對慶齡說，他同她脫離父女關係。”這個說法不幸在斯諾的《復始之旅》一書中又重複了一次。

②這件長袍現存北京宋慶齡故居，關於它有一段動人的故事，見第十八章。

這件事的全部經歷為宋慶齡留下兩個長遠的影響。一是她深刻體會到人身攻擊如何能被用於政治上的目的；二是她對當時在中國的外國傳教士的狹隘心理感到厭惡。她回憶道，那些傳教士都是“倒退和保守的，他們因為我同一個離過婚的男人結婚而大怒，跑去找我的父母（他們是虔誠的衛理公會教徒），想勸他們去把我從日本追回來。而中國的反動分子——我們的政敵則同那些傳教士站在一邊，責備我們在孫中山還有妻室時就結了婚”。①

①致本書作者的信，1980年9月17日。

確實，在宋慶齡長長的一生中，對她個人的含沙射影的攻擊被一再用來作為政治武器。她自己也常常這樣看。

另一個後果是，不論是孫中山（一個皈依的基督徒）還是宋慶齡（一個生下來就受洗的基督徒），從此不再具有、也不想有任何一’個教會會員的身份。兩人無疑都仍保留著基督教教育所給予他們的、在倫理道德方面的影響。他們也還有許多基督教徒（包括一些傳教士）朋友——革命的同情者。但他們同神學分手了。宋慶齡寫道，孫中山步入壯年以後，“從來不信什麼上帝，他也不相信傳教士……我曾告訴他，在美國上學時，一到星期天學校就把我們這些學生趕到教堂裡去，我總是躲進衣櫥裡，等女合監帶著姑娘們走了之後才出來給家裡寫信。他聽了開心地大笑著說，‘所以我們兩個都該進地獄啦！’”①

①致本書作者的信，1966年4月。

儘管在婚前承受許多壓力和抱怨，他們的結婚生活證明是輕鬆愉快的。從她婚後不久寫給美國友人安妮（甘特）·安德森的信中①，誰能懷疑事情進行得不順當呢？

①參見埃米莉·哈恩著《宋氏家族》，第108頁。

關於婚禮本身，她寫道，“婚禮是最簡單不過的，因為我們都討厭鋪張的儀式和諸如此類的東西。”

關於婚後生活：“我很愉快，儘量幫助我丈夫處理英文信件。我的法文大有長進，現在已能閱讀法文報紙並能輕易地邊看邊譯。你瞧，結婚對我來說好像是上學，只是沒有‘考試’來打擾我了。”

在另一封信裡，她說到唯一有點叫她不舒服的事情就是在公開場合和報紙上出現得太多。“你知道我討厭出頭露面。但結婚之後我要參與許多我本來不願意參與的活動。中國人同歐洲人不同。他們總是讓那些膽小靦腆的人去承受稱頌和榮譽，而不是那些值得稱頌和接受榮譽的人。我每天要見許多人：實際上我是完全為環境所迫，才從‘我的殼’裡被拉出來的。我聽到一些編造出來的關於我在梅肯的報道，真讓我都蒙了。譬如我聽說，有人說我在結婚前曾經做過革命黨的密探。”①

①此信是寫給在威斯里安的一位姓名不詳的友人的，尤妮斯·湯普森在《威斯里安和宋家姑娘》（英文）一文中曾引用，此文載美國田納西州《查塔努加星期日時報》，1928年3月13日出版。後來在1941年2月出版的《威斯里安校友通訊》（英文）上所載《來威斯里安上學的中國姐妹》一文，其內容基本相同。又，參見同上書，第119—120頁。

這些信說明她起初感到有些緊張，後來就適應了——她怕繁文縟節和熱鬧場面，她喜歡安靜地工作，她必須經常克服自己在公開場合的害羞心理，以及對謠言的敏感，不論這些謠言是惡意的、還是添油加醋編造出來的，她總要用真理之外去戳破它，並常帶辛辣的諷刺。

但她仍然保持著那種帶點頑皮的幽默感。她給另一位威斯里安同學的信上說，“我們班上那些老小姐怎麼樣了？她們在做什麼——‘等著別人來釣’還是‘等著別人上鉤’？”①

①1913年寫的信，參見同上書英文版第76頁。

很久以後，她追記婚後在日本最初幾個月的生活道：“我們在東京的家裡掛滿了地圖。我的丈夫藏書不少。每天晚上，他最喜歡做的事就是觀看中國的地圖，把開礦和建設鐵路的地點標出來。我念書給他聽，這些書裡面有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也有科學家和作家（如埃利斯①和辛克萊）的著作。”②她提到馬克思，這很使人感到興趣，也可能有人懷疑這會不會是同後來孫中山所受到的影響混為一談了。事實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