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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來，他在伏爾加河對岸時，就從我們的聯絡官那裡得知，第62集團軍創了新的戰術方法。因此，他命令他的團長、營長們學習研究城市作戰經驗，並給每個戰士準備了雙份彈藥、手榴彈、梯恩梯藥包等戰鬥物資。

與巴秋科簡短地談話之後，我就得出了結論，他的師將會與法西斯戰鬥到底，決不會退回伏爾加河左岸。這時巴秋科師正沿著伏爾加河河岸向南、向中心碼頭實施反攻擊，以增援羅季姆採夫的部隊。同時，羅季姆採夫那裡也得到了近兩千名兵員的補充。我們打算藉助這次反衝擊，不僅遏止敵人從南面發動的進攻，而且還要消滅已衝到伏爾加河的德軍部隊，並與留在城市南部的各個旅恢復密切的聯絡。9月23日10時開始反攻擊。

激烈的戰鬥持續兩天兩夜。

戰鬥之激烈，屢次都達到白刃格鬥的程度。　巴秋科師暫時遏止了敵人從中心碼頭區域向北的進攻。但沒有能夠消滅進犯到伏爾加河的敵人，也沒有能夠與在察裡察河附近作戰的各步兵旅會合。

但是，保盧斯企圖前出伏爾加河、然後沿伏爾加河從兩翼突擊我集團軍後方的計劃落空了。我集團軍各部隊表現出了頑強的戰鬥精神。這些部隊是：羅季姆採夫師、巴秋科師、戈裡什內師、葉爾莫爾金師；巴特拉科夫旅、捷裡霍夫旅、博爾維諾夫旅、安德魯先科旅；波波夫、布勃諾夫的坦克部隊以及第62集團軍的其他部隊。

對於第62集團軍來講，危機已經過去。敵人第一次突破到伏爾加河，沒有給我集團軍防禦帶來太大的影響。馬馬耶夫崗仍然在我們手中。我軍雖損失很大，但沒有任何一支部隊完全被殲。以西伯利亞人為主的巴秋科師的反衝擊，遏止了敵人在市裡的進攻。法西斯匪徒的進攻被挫敗了。大街上趴著幾十輛燃燒著的德軍坦克和數以千計的德國士兵的屍體。

我從未想過離開這裡撤到伏爾加河對岸去，甚至也沒有考慮過撤到伏爾加河中的某個島上去。因為這樣做將會立刻影響到各兵團的指揮員、他們的司令部以及全體戰士的精神狀態。有一次，K·A·古羅夫告訴我，他為集團軍軍事委員會留了幾條船。我回答他說，這與我毫無關係，我只要神智健全，就決不會撤到伏爾加河左岸去。

古羅夫緊緊地擁抱著我，激動地說：

“就是剩下我們倆個人，也要戰鬥到最後一粒子彈。”

這是比任何友誼都更加牢靠的戰鬥情誼，它使我們更加親近了。

尼古拉·伊萬諾維奇·克雷洛夫同意我的觀點。即使在距敵人1—3公里這樣近的地方，指揮集團軍部隊作戰已很困難，但當我暗示他回到左岸的中間聯絡站時，他堅決反對，說：

“我們將一起清洗好自己的手槍，把最後一粒子彈留給自己的腦袋”。

我們感覺到並且發現，幾乎所有的師、甚至團的司令部都在注視著集團軍軍事委員會的動向。為了確信我們仍然與大家一起留在右岸，許多司令部都派自己的指揮員和政工人員到集團軍司令部來。

明白這點之後，我們，也就是我、古羅夫和克雷洛夫，就不總是呆在自己的指揮所裡，而是經常到師、團的觀察所去，有時去坑道，直接讓戰士們親眼看見，將軍們—軍事委員會的成員們，沒有離開他們，而是與他們一起戰鬥。

激戰時，保盧斯和他的司令部設在距前線120—150公里的下奇爾斯卡亞或在戈盧賓斯卡亞鎮。而第62集團軍軍事委員會和集團軍司令部，在10月中旬的那幾天裡，距前沿僅400米。

當時，尤為重要的是，不僅要讓師、團各級指揮員們，而且要讓戰士們都感到並且認識到，他們不是孤獨的，集團軍軍事委員會全體成員就在他們身邊。

9月24日傍晚，市內的戰鬥漸漸平息。電臺向全世界報道說：伏爾加河的要塞仍然在我們手中，城市在燃燒著，它已變成一座活火山，正在吞噬著成千上萬的希特勒分子。是的，事實正是這樣。

斯大林格勒的捍衛者們學會了在烈火和濃煙中作戰，他們為祖國的每一小塊土地頑強地搏鬥，成千上萬的希特勒匪徒葬身在這裡。　關於這些情況，每天電臺在晚間的戰報節目裡都有報導。而第二天，好像為了報復我們，希特勒的統帥部派幾百架轟炸機來轟炸這座城市，在我們的頭頂上傾瀉著數以千計的炸彈。

在1942年，伏爾加河上的這座城市是希特勒的一個重要的戰略目標。這就是為什麼這位元首毫不吝惜德國士兵的生命，把一批又一批的新的德軍師投入這場戰火中。

參加過攻打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