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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次，我在牧場遇見了童年時代的朋友，與我同歲的格奧爾吉·明金、阿列克謝·古巴廖夫和瓦西里·雷金。他們全都穿著綴有白色鈕釦的黑色單排扣短大衣。他們剛從市立學校　畢業，這種學校相當於今天的七年制中學。他們也被許許多多的流言蜚語搞得驚恐不安。他們懷疑巴黎公社的歷史是否會重演？

“如果我們不是躲在家裡的火爐旁等待觀望的話，那麼，歷史是不會重演的。”

在受教育方面，我在他們中間是個才疏學淺的人，因為我只讀了四年書。但是，在彼得堡五年的工人生活經歷，卻使我可以用平等的身份與他們交談。

“那我們做些什麼？”他們說。

“為工人的事業準備鬥爭。”

“怎麼，鬥爭？”

“這個問題正是我們要考慮的。你用拳頭是打不倒協約國的。”

第二個禮拜日，有人對我們說，在莫斯科有個軍事訓練班。它從可靠的工人和農民中錄取願意當紅軍指揮員的人。這個訊息使我們振奮起來。我們準備先去一個人瞭解一下情況。格奧爾吉·明金到莫斯科調查去了，我們焦急地按天、按小時計算著時間，經常去車站迎候我們的“偵察員”。終於我們收到了他的來信。他告訴我們，他已經成為第一期紅軍軍事教官訓練班的學員了。他說，錄取條件很簡單，最要緊的是，需要村蘇維埃的證明信，以證明來人政治上可靠。

不久，我們三個夥伴帶著幾隻木頭箱子，從謝列布里亞內普魯德來到了列福爾託沃。訓練班就設在這裡的一座建築物裡，這座建築的前身曾是阿列克謝耶夫斯基軍事學校。當我們闖入前廳時，立即被哨兵攔住了。他是一個學員。他詢問我們來此的目的以及我們的身份，並立即報告給訓練班的政委。不多會兒，政委來到我們面前。

“是來服役的，還是來學習？”

我身上穿的是水兵短大衣和寬腳的褲子，很遠就看得出是水兵。我首先回答：

“即學習，也服役！”

政委看了我們的證明信後，讓我們去他的辦公室。顯然，明金已得知我們的到來，他站在政委的辦公室旁，直向我們使眼色，這使我們增強了勇氣。

進了辦公室，政委看了我一眼，問道：

“除了村蘇維埃的證明信，你們還能用什麼來證明，你們是真心實意來幹革命的？”

“用行動”。我回答，沉默了一會兒，又補充道：“我沒有其他證明，但如果您給帕韋列茨車站的契卡①支隊的首長去個電話，您就會了解到，他的支隊裡有個水兵崔可夫·伊里亞是我的親兄弟。”

①肅反委員會——譯註。

我不知道政委是否給車站打過電話。但是，在第二天宣讀的命令裡，把我——崔可夫·瓦西里·伊萬諾維奇和雷金·瓦西里·庫茲米奇編入步兵第2班，把古巴廖夫·阿列克謝·阿列克謝維奇編入炮兵排。

就這樣，我成了紅軍第一期莫斯科軍事教官訓練班的學員。

“這就是彼得堡，革命的彼得堡，你應當鍛鍊好自己，投身到革命的洪流中去，”伊里亞看見我穿著新的軍裝時對我說，“你應該成為一名真正的紅軍指揮員。”

是啊，現在已經過去許多年了，但我仍然懷著無比真摯的感情回憶起革命的彼得格勒，回憶起當時的同志們以及他們的戰鬥精神。涅瓦河邊的這個城市成為我個人生活道路上的第一個重要的里程碑。我將永遠懷著極為崇敬的感情思念著它。

我是在中國重慶聽到法西斯德國背信棄義侵犯我國領土的訊息的。那時，中國軍隊的總司令蔣介石在重慶，而當時我是中國當局的軍事總顧問和蘇聯武官。

當時去中國時，戰爭的火焰已經燃遍了整個西歐，波蘭、丹麥、挪威、比利時、荷蘭和法國先後淪陷。預料法西斯德國將入侵不列顛群島。英勇的英國飛行員多次擊退了法西斯空軍對和平城市的密集轟炸。但是，倫敦在燃燒著，考文垂市被炸成一片廢墟。

戰後，當納粹檔案對社會公開以後，我們才知道，早在1940年秋天，希特勒就已經放棄了強渡英吉利海峽的計劃。這在戰略決心和戰術決心中帶有明顯的政治色彩。對於這一點，我們軍人在德軍最高司令部剛一將其強渡英吉利海峽的行動推遲到1941年春天的時候，就已經清楚。

在敦刻爾克，當英國遠征軍克服了極大的困難，成功地撤退之後，英國的危機狀況明顯地改善了。德國空軍對英國的空襲沒有使英國人民屈服。空中力量的對比也在逐漸拉平。船隊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