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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許就是在這個時刻，我和紅軍戰士們的關係發生了變化，而這種變化是我經受了多少心靈上的折磨、盼望了多麼久才得到的。但毫無疑問，這僅僅是開始，我要使戰士們不僅在跳舞方面認為我是個指揮員，而且將在戰鬥中承認這一點。

在這次婚禮之後不久的一天，我一大早就往距本村兩公里遠的一個莊子去，路上我發現了正在偷偷沿著鐵路路基行進的白匪軍。我腦子裡馬上閃出一個念頭：給他們來個伏擊。

我派一個隨我來的戰士回村子向連長報告，我自己彎著腰，跑到鐵路旁的一個哨卡。

我的用意簡單：叫醒哨卡的戰士們，把他們帶到前來偷襲的白匪軍的後面，當敵人向村子發起攻擊時，我們從後方給他們來個措手不及。

我叫起了哨卡的戰士們，交待了任務。然後帶他們悄悄地順著長滿小灌木叢的山谷地向鐵路走去。我們一共23個人。而白匪軍是我們的6倍多，將近150人。但我並不為此擔心，因為克拉斯諾夫的哥薩克想從側翼突然襲擊我村莊，而我們則埋伏在其後方，將給敵人一個出乎意料的打擊。

我們在距鐵路路基約200步左右的地方隱蔽了起來，等待著……這是個小丘，陣地對我們非常有利，從這裡可以看到左、右兩邊發生的任何事情。　白匪軍的行蹤一目瞭然……

突然，遠處傳來了射擊聲。看來是敵人暴露了自己。我們要再稍等幾分鐘，敵人可能佈置有後方掩護。就讓他們陷入到相互對射中去。事情果然是這樣。我看見兩輛架著機槍的雙套馬車沿著鐵路向村子飛奔而去。它們奔上高地，在離村子不遠的地方拉開距離，開始向村子裡噠噠地掃射起來，現在該是我們參戰的時候了。

我整個身子跳了起來：

“同志們，跟我衝！”

白匪軍的機槍手正在瘋狂地向村子裡掃射，他們沒有發現我們從後方逼近他們。

“瞄準敵人機槍，同志們，放！”

23條槍一起發言了。

鉗制住敵機槍火力之後，我們立即騰出些火力射擊襲擊者。

克拉斯諾夫的哥薩克經受不住正面和後方交叉火力的打擊，狼狽地向草原逃去，戰場上留下了一具具屍體和傷員。

我們獲得了豐富的戰利品：近100條槍，兩輛雙套馬車，兩挺“馬克沁”式重機槍和38個俘虜。

在這時，我才知道，連長負了重傷。團司令部派來了通訊員，帶來了任何我為連長的命令。“可是還有選舉制呢，為此，紅軍戰士該怎麼議論？”我沉思著，還不知道在這種情況下我該如何處置。但戰士們馬上提醒了我該怎麼辦：

“指揮這個連吧，給我們下命令吧！”

這時所有的戰士都按操典規定的動作轉向我，喊了聲“連長同志。”就這樣，我當上了連長。

一個月以後，召回所有學員到莫斯科參加考試的指示到了。

我們在西韋爾斯旅的這一批指揮員—教官，在返回時少了我的朋友瓦西里·雷金。他犧牲了。我們大家分散在各個部隊，所以在走時我才知道他犧牲的細節。我在旅司令部裡聽說，雷金在一次偵察任務中，帶領自己的排與哥薩克騎兵遭遇，四周是一片荒漠。他們排有14個人，在撤離時，他們向攻擊者回擊，直到打完最後一發子彈。所有人全部陣亡。瓦西里·雷金才18歲就告別了這個世界……對他來說，第一次考試——在前線經受戰鬥的考驗——成了最後的一次考試。但是，他用他的榮譽經受住了這次考驗，就象一個紅軍指揮員所應該做的那樣。

我們又回到了列福爾託沃。

為了充實我們的知識，訓練班開始對我們進行政治教育。

一些著名的黨的活動家給我們講課。他們中有B·M·斯維爾德洛夫、A·M·科隆泰、C·M·庫爾斯基等。我們如飢似渴地吮吸著他們所講的一切，課後我們經常互相爭論得面紅耳赤。

不久，所有到過前線的人不用考試都得到了《紅軍軍官》證書。同時，我與訓練班另外6個同志還接到命令。命令我們前往伏爾加沿岸軍區，到喀山去參加第40步兵團的組建工作。

出發前，紅軍軍官們被邀請出席在工會大廈舉行的全俄中央執委、莫斯科市蘇維埃、工廠聯合委員會和各工會的聯合會議。

這一次，我又十分幸運地看見了列寧，並聆聽了他的諄諄教誨。

我們穿著嶄新的軍服，挺著胸膛，興高采烈地來到工會大廈。

我們坐在指定的座位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