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難判明這一地段的戰鬥形勢。但是有一點是明確的—敵人集結了新銳力量，拼命想衝到位於我防禦中心的伏爾加河，然後擴大突破口。因此，我們必須在馬馬耶夫崗區域繼續實施反突擊。如果減弱這裡的反突擊，那麼敵人就會放開手腳，全力猛攻我左翼。進而擊潰我在城市中心的防禦部隊。

9月21日夜，原作為集團軍預備隊、放在馬馬耶夫崗東邊的巴秋科師的步兵第284團，渡河來到城裡。

將近夜裡兩點鐘時，我接到方面軍司令員葉廖緬科上將打來的電話。他通知我說，斯大林格勒方面軍的一個坦克旅，已從北面衝過敵軍陣地，將在奧爾洛夫卡地區與我們會師。我把大家都喚起來，自己坐在電話機旁，整整一夜都在尋找這個坦克旅，我們焦急地等待著斯大林格勒方面軍的部隊與我第62集團軍會師的好訊息。然而，沒有等到這樣的報告。幾天以後，我們才得知，坦克旅未能到達目的地。坦克第67旅整個旅和他們的旅長希德賈耶夫上校一起，在敵人戰鬥隊形的縱深處全部陣亡。

9月21日到22日，第62集團軍的部隊處於危急關頭。

敵人以巨大的損失為代價，第一次把我集團軍切成兩段：在近衛步兵第13師的地段，敵人前出至第2堤岸街，其先遣分隊已逼近中心碼頭。

9月21日傍晚，第13師佔領的前線陣地是：克魯託衝

溝、第2堤岸街、“1月9日”廣嘗太陽大街，共產主義大街、庫爾斯基大街、奧爾洛夫斯基大街、無產者大街、果戈裡大街，直至察裡察河。

該師的幾個分隊陷入包圍，一直戰鬥到最後一粒子彈。　關於他們的情況、尤其是近衛步兵第42團1營的情況，我們沒看到更詳細的材料。這就是為什麼在當時所有的戰報裡以及後來的報紙、書刊上，在提到斯大林格勒戰役時，都談到：保衛火車站的那個營，於1942年9月21日全營覆沒，只有一個叫科列加諾夫的少尉軍官活了下來……

坦率地講，直到最後一天，我還不相信這個營於9月21日全部陣亡的訊息。因為當時從敵人的舉動判斷，我總覺得，在車站附近及其左側地區，一直有我們的戰士在戰鬥，法西斯分子在那裡遭受了巨大損失。但是，是誰在那裡堅持搏鬥？他們又在怎樣搏鬥、——這一點誰也不曉得。這些人的命運，象一塊沉重的石頭，一直壓在我的心頭，使我每每想起，就感到不安。後來，在我的《集體英雄主義的集團軍》一書出版以後，以至電臺廣播了這本回憶錄的部分章節之後，我收到了許多來信，其中包括偉大衛國戰爭的殘廢軍人安東·庫茲米奇·德拉甘的信。這位老戰士說，他知道在法西斯佔領車站以後這個營的詳細情況。這封信使我很激動，終於能在15年後查明這些人的命運。我常常懷念他們，我一直不相信，與法西斯分子在車站附近搏鬥了7天的戰士，會在一夜之間全部陣亡、或者說投降了。

我確實沒弄錯。1958年的夏天，我利用休假時間，去訪問了這封信的作者。他住在契爾尼戈夫省普里盧克區的一個叫利科維察的村子裡。見面後，第一眼，第一句話，立刻就使我們相互認出來了。

安東·庫茲米奇馬上使我回憶起，我第一次與他們見面的地點。他說：

“您還記得嗎？那是在9月15日晚上，在普希金廣場的教堂旁，您看見我便問：上尉，你的人在哪兒？……噢，在這裡，那就接受任務吧，要把法西斯趕出車站。清楚了嗎？

……“

“是的，我還記得。”我回答說。

在我眼前，彷彿出現了當時的情景：到處都是坍塌的房屋，煙霧籠罩著河岸。在河岸上，一群帶著步槍、自動槍的人，向遠處走去。其中有一個個子不高、但很機敏的人，身上掛滿了手榴彈，一雙眼睛又紅又腫。他就是安東·庫茲米奇·德拉甘上尉。他當時是羅季姆採夫師近衛步兵第42團1營1連的連長。我彷彿看見，年輕的指揮官在接受了任務以後，迅速地拉開隊形，帶領連隊向車站方向走去，隊伍很快就消失在煙霧和黑暗之中。　過了幾分鐘，車站方向傳來了密集的對射聲。這說明他們連已投入戰鬥。

“請允許我從頭講述整個經過。”當我與安東·庫茲米奇在桌旁坐定後，他說。

下面就是他的敘述：

“當我帶領連隊前往車站，並開始與敵人對射的時候，營長切爾維亞科夫趕上了我。他來到我面前，一邊擦著眼鏡，一邊警告說：”要切斷敵軍並牽制住他們。要長時間地堅守在那裡，要多帶些手榴彈。‘

我帶領連隊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