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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里語譯成金亞旺達語，然後又從金亞旺達語譯成斯瓦希里語，她就會低下頭，就好像是在祈禱似的。要是她願意聽的話，我會盡量用眼睛努力告訴她，我們是雙方一生都在尋找的人。她會心潮澎湃的。

我不想說從那之後我們就一直握著彼此的手，因為我們確實沒有，但我們審視彼此的內心。她背對著我，俯下修長的身軀，托起讓—皮埃爾的身體，輕撫他的雙頰，又檢查格蕾絲為他安好的醫療器械。但每次她轉過身時，我在等她；我知道，她也正等我。後來，我在霓虹燈下的門柱旁等她下班。她走出門來，目光低垂著跟我走到一塊。我倆沒有像信教使團的孩子那樣羞澀地擁抱，而是像熱切的學生那樣手拉著手，上山走向她的宿舍。我們沿著瀰漫著亞洲食品味道的狹窄過道，走到一扇緊鎖著的門前，然後拿出鑰匙開門。我倆曾在那個垂死的盧安達病人面前眉目傳情。而當我們的病人悄然歸西，我們已感覺到對彼此的責任。隨後的事情終於在開啟的門後水到渠成。

因此，那夜，在激情四溢地幾番翻雲弄雨之間我們很聊得來。自麥克爾修士過世之後，除了安德森先生以外，再沒有任何知己能夠進入我的生命中跟我談心，更不必說像漢娜這樣漂亮、熱切而談笑風生的非洲女子。她心中惟一的呼喚就是為了世上的苦難者，她不會用任何語言向你要任何你不打算給的東西。描述自己經歷時我們講英語，*時我們用法語，講到我們對非洲的夢想時，我們怎麼能不用剛果味十足的斯瓦希里語呢——那是我們童年時代使用的，樂趣與暗諷完美共存的語言啊！在這不眠不休的二十小時內，漢娜化身為姐妹、情人、好朋友，而這些，在我苦難的童年時代，一直沒能擁有過。

從小被教育要嚴守十誡，現在卻成了徹底的通姦者。我們這兩個虔誠的基督徒在犯下罪業嗎？不，我們沒有。我們確實談過我的婚姻，我說它已死了，這我確定。我們確實談過漢娜年幼的兒子諾亞，她把他留在烏干達她阿姨那裡，我倆都希望能見到他。我們又談起誓約，談起政治，說著彼此的回憶，喝著加了蘇打水的酸果蔓汁，吃著外賣比薩餅，然後就一直*，直到她依依不捨地穿上制服，也顧不上我再擁抱一次的懇求，就下山到醫院去上她正在修的麻醉學課，然後就得開始上夜班，跟垂死的病人待在一起。由於發生了爆炸事件，倫敦的地鐵只開通了部分線路，坐公交車的時間太長。天啊，看看都幾點了！於是我就找了一輛計程車回家。不過漢娜跟我告別時用斯瓦希里語說的話依然在我耳中迴響。當時她用雙手捧住我的臉，歡快地輕晃著頭說：

“薩爾沃，你父母生你的時候，一定非常相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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倫敦口譯員　第三章（1）

“我可以開啟車窗嗎？”我大聲問來載我的白人司機弗雷德。

弗雷德嫻熟地開著蒙迪歐轎車穿行在週五晚上繁忙的車流中，而我舒舒服服地坐在轎車後座軟墊上，心情因解脫而近乎狂喜。

“你自己開，兄弟。”他大聲回答道。我的耳朵敏銳堪比針尖，立刻就從口語用詞“兄弟”聽出了英國公學口音。弗雷德跟我年紀差不多，開車時很是沉著鎮定。我已經喜歡上他了。我搖低車窗，任夜晚的暖風吹拂。

“知道我們去哪裡嗎，弗雷德？”

“南奧德利大街盡頭。”他以為我擔心車速太快，便又說，“別擔心，我會安全地把你送到那裡的。”我擔心的不是這個。

我沒在擔心什麼，我只是很驚訝。迄今為止，我跟安德森先生都是在白廳的機構總部會面。那裡有很多走廊，猶如一座迷宮；走廊地板上鋪著地毯，磚牆則刷了綠漆。安德森先生的辦公室在走廊盡頭，房間周圍由手持對講機、身著灰黃制服的警衛守衛著，戒備森嚴。屋內牆壁上掛著安德森先生的妻子、女兒與愛犬的彩照，彩照間點綴著頒發給七橡樹合唱團的鑲有金邊的獎狀——合唱是他的另一愛好。我曾收到一封密信，徵召我來接受一個自稱“語言審查委員會”的神秘機構所主持的一系列面試。面試之後，也正是在這個屋子裡，安德森先生先是對我一番訓誡，這他以前一定已經做過上百次了；然後拿給我一份預先輸入內容再列印出來的表格，上面印有我的姓名、我的出生日期與出生地點；最後當我在表格上面簽完名後，他就向我宣讀了《政府保密法》及眾多嚇人的懲罰規定。

“現在你不會反悔了，是吧，孩子？”他說道。他說話的語調讓我不禁回想起麥克爾修士的聲音。“你是個聰明的孩子。如果他們告訴我的都屬實的話，你就是我們部門裡最最能幹的一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