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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強忍著不打哈欠。她對非洲的事情一無所知，也沒理由知道。她不做字謎遊戲，她也不知道我和漢娜正在參加一項象徵人類和解的行動。我們面前躺著一個自稱“讓—皮埃爾”的垂死的盧安達人，床邊坐著一個名叫“漢娜”的年輕剛果婦女。漢娜自小被教育要把讓—皮埃爾及其族人視作造成她祖國苦難的惟一罪魁禍首。但她不理會讓—皮埃爾了嗎？她是另叫了一個同事照顧他還是交給正打著哈欠的格蕾絲呢？不，她沒有。她握著他的手，稱他是“可憐的盧安達人”。

“請你問他過去住在哪裡，薩爾沃。”漢娜用她那口法國腔英語一本正經地命令道。　。　想看書來

倫敦口譯員　第二章（6）

又是等待。我是說我和漢娜兩人心有靈犀地盯著對方，有點兒慌亂，有點兒難以置信，就像有兩個人在分享沒有“天眼”的人所看不見的“天啟”。但格蕾絲卻看見了。她全神貫注地關注著我倆的關係進展情況。

“讓—皮埃爾，你到漢普斯德特希思公園之前住在哪裡？”我問道，聲音如漢娜一樣，一絲情感也未流露。

在坐牢。

坐牢之前呢？

雖然他老半天沒吭聲，但最終還是給了個地址以及一個倫敦地區的電話號碼。我把他的話翻譯給漢娜聽，而她又一次從耳後摸出那根白板筆，將其記錄到筆記本上。她撕下一頁紙，遞給格蕾絲，而格蕾絲便悄悄地離開病房去打電話。她走得不怎麼樂意，因為她不想錯過好戲。也正是在這個時候，我們的病人讓—皮埃爾就像是從噩夢中醒來一般，筆直地坐了起來，身上還插著一堆輸液管，用金亞旺達語粗野地說我他媽的出了什麼事，以及為什麼他沒同意警察就把他拉到這兒。讓—皮埃爾說這些話時漢娜正用英語叫我把她要問的話“精確”地翻譯給他聽。激動之下，她的話音低了。她說，薩爾沃，不管你個人出於對病人的關心想為他多做多少事情，但你翻譯時請一定要做到不增不減——到目前為止，“病人”對我們二人來說都是最為重要的一個概念。我用同樣低的聲音向她保證，不管她說的話是多麼地讓我痛苦，我都不會加以修飾美化。

“我們已經去叫住院醫師了，他會盡快趕過來。”漢娜講得很從容，中間也會停頓一下，好讓我有時間翻譯，但她停頓的方式比我以前的許多顧客要聰明得多。“我不得不通知你，讓—皮埃爾，你患上了急性血液病。而據我判斷，你被送來診治時已經太晚了。對此我很遺憾，但你得面對現實。”

然而她說話時眼中有真心的希望，一種對於人生可以救贖的清晰而喜悅的確信。如果漢娜可以這麼直截了當地透露壞訊息，那麼她一定知道讓—皮埃爾能夠面對，而我也應該就這麼譯。我儘可能恰當地把她的話翻譯給讓—皮埃爾。從某種程度上來說，“用語精確”只是外人的錯覺，因為跟可憐的讓—皮埃爾同樣地位的盧安達人很少會有人瞭解急性血液病之類。之後，漢娜讓他重複一下她剛才的話——當然是由我翻譯——以確認他已知情。我知道他們倆都清楚了，沒什麼好再費口舌了。

讓—皮埃爾粗聲粗氣地重複了漢娜的話，我又將他的話翻譯給漢娜聽。之後漢娜又問我，讓—皮埃爾在等親人到來之前有什麼願望沒有。我們都知道，這樣說的意思就是要告訴他，他很可能在他親人到來之前就會死去。她問他為什麼在希思公園露宿，而不回家同妻子兒女待在一起，但沒讓我翻譯，於是我也就沒翻。但我意識到她的問題涉及個人隱私，而我要是譯了也涉及隱私。既然這個盧安達人要護著自己的隱私，那他幹嗎要到漢普斯德特希思公園去死？

這時我才注意到，漢娜不僅握著讓—皮埃爾的手，也正握著我的手。格蕾絲注意到了，而且印象深刻，但她並不好奇，因為她知道，我也知道，她的朋友漢娜並不會握住口譯員的手，如果對方僅僅是個口譯員的話。我身上有一半剛果人的血統，手是小牛皮的那種棕色。漢娜的是真正純種黑人的手，手掌白裡透紅。我們的手握在一起，交纏在盧安達人的病床上，而後者竟是我們的敵人。這與性無關，讓—皮埃爾還在我倆之間，奄奄一息，這怎麼可能呢？這與才發現的血緣關係有關，我們這是在相互安慰，同時也是在安慰我倆共同的病人。這是因為她心潮澎湃，而我也一樣。面對那個可憐的垂死的讓—皮埃爾，她心中很受觸動，儘管她值班時每天從早到晚都會看見垂死的人。我們正在照顧被我們視作敵人的病人，這使她感動。從漢娜戴的金質十字架我看出與她自小相伴的福音信仰，她正以基督教的愛去愛一個敵人。她也被我的聲音觸動。每次我從斯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