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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1月中旬，在解放軍正式的入城式前數日，有部分先遣部隊入城，路經地安門一帶。解放軍穿著灰色棉襖，樸素整齊，精神奕奕。我校師生擠在校門口觀看。“我們的，我們的！”我心裡想。

這時看到一位省教育廳的留守人員，我便湊過去問道：“請問您作何感想？”

他怪笑了一聲，只是重複說：“我作何感想？我作何感想？”他的聲音尖厲悽慘，哭笑不得。

我想他的潛臺詞是“我算什麼人？我又能作何感想呢？”我為什麼要問他這樣一個絕非善意的問題呢？我也想不出動機來。可能有好奇心，更可能有勝利者的快意。惡作劇，玩玩爪下的老鼠，這種愛好不僅屬於貓兒。

接著以###名義進行了大量校園內與街道上的宣傳慶祝活動。各種標語隨便寫。不但有“打到南京去活捉某某某”，而且有“打到香港去”，“打到美國去”，“打到英國去”……也有針對性有限的說法：“現在是晨鐘的時代，讓暮鼓見鬼去吧”。

而街頭宣傳熱鬧非凡，鑼鼓喧天，我化了裝，不知從哪裡找來一件貓皮大衣，反穿在身上。大家先是無師自通地扭秧歌，然後是大鑼鼓，然後我們給圍觀的市民講演。我相信，跳舞與唱歌一樣，也是屬於革命屬於共產黨的，國民黨時候，只有闊太太與不正經的女人跳交際舞，而共產黨發動了全民跳舞，多麼動人！一次我講什麼叫解放，我說，原來人民被捆綁著，現在，共產黨把人民身上的繩索解開了，原來人民被反動派監禁著，現在我們放出來了，這就是解放！聽眾為我的話鼓掌歡呼叫好起來。我體會到了在廣場直接向無組織的烏合之眾宣傳鼓動的風險與樂趣。一次講話熱烈成功，同樣內容的另一次講話可能毫無效果，再另一次講話也可能被轟下臺。這種不確定性也是革命的魅力之一種吧。

七、冬天裡的春天（2）

此後在學習延安版的《整風文獻》時，我讀到了本書收入的季米特洛夫的一次講話《論宣傳鼓動》，我很傾心。季米特洛夫在法西斯一手製造的《國會縱火案》庭審中的自我辯護講演早已經如雷貫耳，我是耳熟能詳。後來看了蘇聯與保加利亞聯合攝製的以此為題材的影片，我更是五體投地。我渴望做一個季米特洛夫式的革命鼓動家。我一直夢想著這樣的場面：不覺悟的人民群眾被矇蔽，被誤導，我以革命家的身份去講演，雄辯的言詞扭轉了乾坤，人民流著熱淚皈依了革命，用大刀和長矛向階級敵人的頭上殺去。

解放軍的入城式如火如荼。我們看到了立在檢閱車上的毛主席。我們看到了人民自己的坦克、重炮、裝甲車、騎兵……我體會到那種真理終於物質化為強力，正義終於變成了轟轟烈烈的行進，受壓迫者終於翻身成了統治者的快樂。

在順城街宣武門附近的北大四院禮堂舉行了北平市地下黨員的大會，會場上震響著《國際歌》的歌聲，主席臺上懸掛著我們還相當陌生，所以更加令人激動的鐮刀斧頭紅旗。彭真、林彪、聶榮臻、葉劍英、趙振聲（李葆華）（李大釗同志的兒子，時任中共北平市委的副職）等一個又一個地講話，會議從下午兩點開到午夜，中間由會議組織者出去採購燒餅、火燒、大餅、醬肉、窩頭、麵包……採購者給各小餐館“包了圓”。滿場飛著熟食快餐，一幅共產共享的圖景。小子何能？與聞其盛，恭逢其盛，直如上了天一般。世上沒有比革命成功更愜意更提氣的事了。

在王府井帥府園的國立藝專（後中央美院，後拆除）禮堂，由周恩來作了傳達七屆二中全會精神的報告，萬里長征只走了第一步呀，防止糖衣炮彈呀等等著名論斷使我等如醉如痴。周總理的聲音與風度也同樣迷人。

還由華北局城市工作部學生（或學校）工作委員會召開過一次學生中的地下黨員大會。我看到被介紹給大家認識的大學委的委員，中學委的委員這些具有原先絕對秘密的身份的同志的公開亮相，我對他們佩服羨慕到了極點。我們的中學委書記是楊伯箴（後任團北京市委書記、駐瑞典公使與外交學院院長），副書記是光采照人的女同志杜萍（後任###中等教育司司長等）。有一位女同志身穿當時並不多見的皮夾克，我尤其覺得她的風度像是蘇聯的革命家蘇菲婭。即使從地下黨的領導人的風采上我也深信最最優秀的人才已經集中到中國共產黨內；得人心者得人才，勢非可當。所有的名詞：黨、委員、書記、支部、貫徹、群眾（工作）、積極分子、先鋒作用、核心、作風、思想意識……都使我如飢似渴，如聞天啟。我聽到一個人議論某某在“鬧情緒”，我覺得連“鬧情緒”三個字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