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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7年我以官方身份訪問英國的時候，我與英國工黨影子內閣的文化大臣費舍爾談起了我少年時代對於英國費邊社會主義者的文字的閱讀。什麼事都是這樣，沒有全無意義的閱讀和行事，“不是不報，時候未到。”

一年多後何平中學畢業，就業了，他的地下工作從面向中學改為面向“職業青年”了，他不再與我們聯絡，而改由職業的革命者，中共中央華北局城市工作部學委中學工作委員會委員黎光同志聯絡我們。用地下的術語，我與秦學儒這兩個“進步關係”（因我們當時並無組織身份）由黎光——當時告訴我們的名字是“劉楓”“帶”。“帶”是指地下黨的單線聯絡的上級對於下級的指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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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從拜財神爺到思想赤化（2）

劉楓一表人材，堅毅英俊，說話聲音有很好的共鳴，許多年後我發現，他的外表很像曾任中央實驗話劇院院長的著名演員石維堅。劉楓的形象完全符合我對黨的地下工作者的預期，他分析問題從來是要言不繁，切中要害。他的話沒有何平那樣多，也沒有何平那樣活潑和幽默，他帶給我的革命事業的前景要嚴峻多了，他是一個嚴肅矜持的人，你與他在一起，你覺得他永遠是胸有成竹，說一不二，堅定正確。

七、冬天裡的春天（1）

1948年底與1949年初，這是一個嚴寒的冬天。冀高的學生多來自河北各縣，由於戰爭，他們無法回家鄉度寒假，省教育廳乃組織了“冬令營”。國民黨的省長楚溪春還來了一趟此校。為了迎接解放，我寒假期間也不回家，住在冰窖般的學生宿舍。夜裡太冷，我甚至把桌椅板凳也壓到被褥上。然後同學們發展到半夜劈了桌椅點火。伙食達到了難以下嚥的程度。我懂了，如果沒有一點油水，只是白水煮蘿蔔，煮白菜，放點鹽，那菜吃起來相當苦。我從家裡得到了極少的一點零花錢，就到地安門附近的老德順牛奶場的門市部喝一碗牛奶，多麼香甜的牛奶啊，只是喝了這次就沒有再喝的錢了。當局發行“金元券”並且限價，不準漲錢，沒幾天，老德順乾脆打烊了。

一個政權一種社會制度的末日更像是鬧劇、喜劇和荒誕劇。物價一天漲幾次，租房以幾袋洋麵計價而不是算錢，學生包圍了市黨部，並將“國民黨”三個字更改成“刮民黨”，而報紙上居然登出了要人的講話，說是這是對國民黨的侮辱。不這樣登還好，這樣一登，真叫我們痛快。在所謂“國民大會”上，蔣“當選”為“大總統”，而江蘇某報的頭題是蔣當選為“小總統”，後續報道說，由於“受害人”（蔣）未起訴，法院未有計劃處理此事。一家虧損太多的報紙，乾脆發一個號外，說是共產黨的幾位司令被俘，當時賣的時候就沒有人相信，但是人的心理是即使是謠言也要聽聽它在說些什麼，於是號外賣掉不少。於是“當局”以散佈假訊息為罪名處罰該報停刊三日，眾人分析說，停報三日，它也總算賺了一筆。沿長江一個城市，說是國民黨的官太太陪美軍軍官跳舞，中途停電，然後發生了強姦案。與此同時，盛傳四川有個叫楊妹的女子，從生下來就不用吃飯，於是組織了醫學專家追蹤調查，將楊妹的身體檢查情況包括婦科檢查情況全部登在報上，最後說是從肛門處檢查出了食物殘渣，證明人不吃飯還是辦不到的。然後報紙上又挖苦，說是當代中國科學研究的一大成果是證明人必須吃飯。

隨著解放軍在遼瀋戰役中大獲全勝，入關包圍了平、津，對立方面自知大勢已去，一片蕭條。學生中的地富子弟，絕望中貼出佈告，搞什麼“自救先鋒隊”，淒厲地號召學生參加“平津保衛戰”，垂死掙扎一番，但應者寥寥。而學校原有的中統特務組織社團“暮鼓社”，張貼一些半哀鳴半狂吠半抽搐的怪聲怪氣的文字，宣傳共產黨怎麼不好，揚言要消滅“匪諜”。

晚上自習時讀革命書籍，被一位報名欲參加上述“先鋒隊”的學生看到，他陰沉地說：“小王蒙，小王蒙，別看你，哼……”

我未動聲色。

隨著北平和平解放的形勢日益明朗，地下組織的活動也就大膽起來。由於我校的一位鍋爐工是黨員，我們的活動乃以鍋爐房為大本營，雖未正式溝通，冀高二、三年級的另一個規模大得多的平行支部的成員已經與我們並肩戰鬥上了。我們準備了大量標語口號宣傳品，並且不約而同地以“晨鐘社”（向暮鼓社叫板）學生社團的名義在一個晚上鋪天蓋地地張貼滿學校。而學校的原當局留守班子已經癱瘓，不起任何作用。一個政權垮起來，竟是這樣不堪一擊，摧枯拉朽，誇張一點，更像是兒童遊戲而不像是嚴峻的鬥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