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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才到達桑峪。我第一次走在大山大河之旁，我看到了築路大隊與採石隊的勞動，滿耳都是大河嘩啦嘩啦與鋼釺撞擊在山石上的聲音，滿目都是山峰相連，一峰比一峰高，一山比一山遠，而河流急湍，水道曲彎，浪花飛濺，青白白青，再沒有什麼柔情，什麼溫馨，什麼膩膩乎乎，什麼心靈的火花，而只有鋼鐵的火花，巨石的威嚴，大水的決絕，山道的綿延。我感到的，我既恐懼又歡呼的是空前的粗獷與充實。

從桑峪繼續往深山裡走，是這裡的鄉政府所在地齋堂，北大的“右派”包括才露頭角的評論家樂黛雲就在那裡。當厄運成了規模的時候，厄運就變得容易接受了。又不是我一個人的事，天靈靈，地靈靈，“點兒”走到這一步了。

但是勞動改造也並非易事。在山區我學會了揹簍子，弓背彎腰前行，左右手的姆指與食指圍成一個環形，遇坎可以小歇，摘下一絆可以解除安裝，我最多短程背過一百五十斤新收玉米，那是用大花簍。我的鐵鍁也用得不錯，但是我沒有什麼眼力見兒，手也拙笨，鋤草、平地，有些需要用腦用眼睛的活兒我幹得不好，我的過於樂觀，過於不拿自己當外人，與農民說說笑笑也令一些人看不慣。我需要進一步學習灰頭灰腦、低聲下氣、摧眉折腰，謹小慎微。

東北有句俗話，小火燉吊子（吊著的小鍋），慢慢來。右派的含義是慢慢體會的。《青春萬歲》已經打出清樣，卻不能出版了，參加首次青年作者會議的人們，基本上全軍覆沒。尤其是從報上看到邵燕祥也落馬的訊息，只能使我苦笑。到了1959年，劉少奇同志在全國黨的代表會議上講話，說右派分子，就是帝國主義和蔣介石反動派的代理人。我有一種終於弄假成真的感覺。木已成舟，需要以舟為戒，以懲效尤，豈有緩衝轉圜的餘地？

土改也罷，三反也罷，肅反也罷，延安時期的整風搶救也罷，都有一個運動後期，落實政策，糾偏平反，寬大處理，歡聲雷動，直到給受到錯誤審查的同志賠禮道歉。我還有許多同命運的人幻想反右後也有這麼一場好事，我一想到這種可能就恨不得搶天哭地，叩頭流血，不用來真的，只一想已經感激涕零。

然而，沒有。與過往記錄不同，與歷次搞運動的傳統不同，反右以來，從此只剩下了再反右再反右，再強硬再強硬。就因為這個運動最玄乎，最不具體，爭議最多，沒有或很少鐵案，只有似是而非的泡沫案飛花案分析案論說案，如果開開一個口子，如果平反三個五個，有可能稀里嘩啦，陣腳大亂。

使我不安的是芳，我們才結婚不到一年，我到遠郊勞動去了，不能見面，她的處境也不好，怎麼辦呢？我們每天都通訊，有時一天兩封信，我的信全部是報喜不報憂，看我的信像是在欣賞山水，在學習提高，在搞農村調查，在補充學識。這樣多的信我們一直存著，直到文革初期，才幹脆一把火送它們到了子虛烏有的渺渺之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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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四、置之死地而後生（2）

規定是兩個月休息四天，第一次休假後芳乘火車送我到了雁翅。買不到硬座票了，我們倆乾脆買了軟席，偷偷摸摸，怕被人看見。卻像一次小小的新婚郊遊。這樣的事也只有我們做得出來。

我想到在批判我的關頭，我曾經中午一人悄悄地到附近的歐美同學會吃西餐。我沒有別的意思，我也遠遠不是浮華者奢侈者，我接受批判，同時深信早晚能化兇為吉，化坎坷為坦途，我必須照顧好自己的飲食起居，必須興致勃勃地生活下去。

1958年10月15日我的大兒子王山出生。直到他三個月了，我才第一次見到他，因為秋收和深翻地大躍進，延遲了休假。我給三個月的兒子唱那個年代的影片《徐秋影案件》的插曲、東北民歌《丟戒指》，王山隨著我啊啊地叫。不久，這個影片與歌曲也都在報紙上受到了批評。已經愈來愈是這樣一種無奈的情況了，你喜歡什麼，它多半就快要挨批了。

長到二十多歲，第一個給我以深刻印象的農村是桑峪。當地人自稱來自山西洪洞大槐樹下，口音特別，稱叔為“紹”，稱累了為“使”得慌或“使”著了，稱有病是沒精神。出門即山，梯田步步高，核桃樹棗樹，桃花梨花，荊蒿蔓草，花朵蜂蝶，山路崎嶇，沿溝而上，山形險峻，移步換景。奇峰、奇石、奇路、奇田、奇溪、奇澗、奇谷，個神仙世界。登高望遠，山村如畫，山外公路，車輛如梭。春夏秋冬，陰晴寒暑，日月星辰，風雨雪霜，端的是無限風光，無限變化。這是哪兒來的機遇，脆弱的幼稚的神經纖細的王蒙能到這裡一遊一走一干活一鍛鍊一成長！

我